保富法保富法

续-《保富法》

摘自《保富法》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作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作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使苏州人的子弟，在此中受教育，那么多数人都兴发显贵，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宫。他念念在利益群众，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他的儿子们曾经请他在京里购买花园宅第一所，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的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何必自己要有花园，才能享乐呢？’范先生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著布素衣服。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作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单是四个儿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意思，舍财救济众人。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多数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分子。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想留饭给子孙吃，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人民。因为元太祖好杀，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自己生活非常的刻苦。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就发生了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获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作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钱，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反对英国，以致于引起了鸦片战争的伟人。他如果要发财，当时发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的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了鸦片两万箱。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孙曾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看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会发这样的大财；当时的林文忠父，有财却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阔老很多，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扬州鄙岳萧家，就认识这位元富翁。（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有一天，周翁到萧家，怒气勃勃的，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而周翁嫌他擅作主张，捐得太多，所以才发怒。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出个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后来住在上海，有一天，谭组安先生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他说，没有别的法子，止是积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了家，不过十几年，就已经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作些好事，这一房就比较好，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钱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来说，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若是问他如何败法？读者可尝试著闭目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不用多说了。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反，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而本人所受的果报，若不是现世报，则旁人是不能见到的。）
　　再说一家，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家中的财产有四千万银元，兄弟两房，各分两千万。一九二五年，我到他家吃饭过一次，他住的房屋十分的华贵，门前有一对石狮子，是上海所少见的。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陈列的铜鼎，都是三千年的古物。有一位客人，指著告诉我说：‘这一间房子里的铜器，要值银元一百五十万；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此。’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原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一切的人。而惟有道德名誉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一般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惟奉承。（骄奢两字是相连的，骄就是摆架子，奢就是闹阔。上海常看见的是大出丧，一日之间，花费一、二十万的银元，以为是荣耀；但是若要请他们出几千元帮助赈灾，就不大容易了。这是普通人多有的卑劣自私的心理，并非是单说某一家。这一位主人，当然也未能免俗。）在我看见他之后，不过才七年的时间，上海地价忽然惨落，加以投机的损失，以致于破产。陈家的古铜珍宝，房屋地产，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主人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
　　再说一个实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近日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说他们生平，对于慈善事业，不肯多多帮助，并说他有遗产八万万银元。试一设想，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难民所中，有十万人，每人的粮食，以每个月两元计算，全年不过才两百余万元。到去年米贵的时候，难民所中的难民才不过一万几千人，每人的月费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万元，也还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罢了。再说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去年将近有两万多人，前年不过一万多人，再前年不过是几千人，就单说去年米贵，死人最多的时候，如果办几个庇寒所和施粥厂，养活这两、三万人，也不过一年花个五、六百万元就够了。这在他们来说，不过是九牛的一毛，然而这一毛，却是舍不得拔。如果能化几百万元，救几万个穷民；它自己家用，若是没有特别的挥霍，就是无论如何的阔绰，还是可以将一年所余的利息若干万来用作储蓄的。这样一来，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誉，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万的积蓄。这样的算盘，实在是通极了。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这一千六百万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银行帐上，归为己有，任意的挥霍。竟然没有想到这肉身是会死的，自己既无子女，结果财产全归了他人。几万万的财产，一旦变为空花，只是徒然的带了一身的罪业，往见阎王，而且又遗下了一片不美的口碑，留在这个社会。
　　他们也挂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药师经》上开宗明义，就详细的说明了悭贪不舍的罪过。经上说：‘有诸众生，不识善恶，惟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得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终，生饿鬼界，或畜生道。’因为大富之人，钱财有余，自己也没有用处，明知道多数人将会饿死，却不肯施财救济。若是从道德上责备起来，这简直是间接的杀人。积钱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他所负的杀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见到一个极小的孩子，站在井边，快要落井了；有一个人在旁站著，全不开口，也不拉开这个小孩，而让他落井死了。我们一定会说，这个孩子算是被他杀死了一样。而富人见灾不救，正是一样。何况是大富如此，连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么马路上死的几千几万的饥民，岂不是要算他杀死的一样吗！杀死几千几万人的罪过，难道是用骄慢心，以信佛作为幌子，勉强化点挥霍不尽的小钱，作点专卖面子的善事，就以为自己已经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的罪过么？我想恐怕天地鬼神，决不会如此含糊的宽恕他。所以我说这一段事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分别真伪，打破心里的悭贪，切不可蹈积财不施的覆辙！
　　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一百万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称为是大慈善家。’由此可知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
　　总而言之，保富的方法，必须要有智慧的眼光，也就是要有辽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以上所说范文正公等几位，就是属于此类。而其余不善于保富的人，普天之下滔滔皆是啊！他们不能使子孙长保富厚，止因为是自己的智慧不够；能见到一点，却遗漏了万端；止看见表面，而看不到内涵；简单点说，他们看历本，止看见初一，还不知道明天有初二，更不会晓得年底有除夕，但是像这等愚痴的人，虽然很多，而社会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经人点拔，即可觉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会开朗了。
　　再讲到如何是智慧的作法，请细细玩味老子《道德经》上的两句话如下：‘既以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本篇文所叙述的范文正诸公的几个例子，就是这两句话的注脚。须知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学中的一个，（《道德经》与道士的道教全无干涉，不可误认老子即是道教。）他的政治、经济、军事学也都极为高明，他的人生哲学，是不能为时代所摇动的。老子学说的精义，有一句是：‘反者，道之动。’大意是要反转过来，就是翻然觉悟的动机；他的书，全部多半是说明这个道理。再引两句如下：‘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雄者，譬如是有钱有势，可以骄傲，乃人人所贪图的；惟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是要避免这样炫赫的气焰，极力的向平淡卑下的方面作去，免招他人的嫉恨。‘为天下溪’这句话是众人反而归服他的意思。‘白’者的意思，譬如作大官，享大名，体面荣华，别人羡慕，这也是人人所求之不得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要避免体面荣华，极力的韬光养晦退让谦虚，《中庸》说：‘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譬如穿著锦绣的衣服，却要加上罩衫，不愿意使锦衣露到外面。这是表明了君子实修善义，不务虚名，以避免产生负面的影响，此种人更为社会所敬重。这些见解，都是与世俗之见相反的。换句话说，违背了情感欲望，以求合乎理智，这种话，多数人是不入耳的，或者以为这是讲天文学，不能懂。然而社会上也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当然是会赞许的。
　　中篇
　　天道是什么呢？《易经》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阴阳，不是虚玄的，一一都有事实可以做为依据：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由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一一都是一盈一虚，一消一长。从这个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说人事的一盛一衰，一苦一乐，一忧一喜，一治一乱等等。但是天时的阴阳，有一定的标准，是万古不变的；而人事的盛衰，则是随著人心的动向，变化无常。这种无常的变化，乃是依著天道一阴一阳有一定的标准，发动出来的。我们试说如下：
　　比如说一个人若是喜欢骄傲，就一定会有忽然倒架子的时候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懒惰安逸，就一定会有极困苦的日子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悭吝贪钱，就一定会有嫖赌浪费之子孙替他破败；一个人若是喜欢机巧计算，就一定会有糊涂愚笨的子孙被人欺骗。这些变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看得出来，晓得与日月起落、寒暑往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天道是个太极图，半边是黑的，半边是白的，中间有一个界限；过了这个界限，阴阳失去了平均，就要起变化了，这叫作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换句话说，就是盛极必衰，消极必长。
　　古今以来的伟大圣哲，都能够洞悉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教人常须自己立在吃亏的地位，就是要谦卑退让，舍财不贪，克己利人。凡俗之中，没有见识的人，是一定不肯做这种吃亏事的。在新学家而言，还要讥笑的说，这是消极的道德。要知道一切伟大积极的事业，都是从这种消极的道德人作出来的：因为惟有消极的克己，才能够积极的利人；惟有舍财不贪，才能兴办公众的利益；惟有谦卑退让，才能格外的令人尊敬钦佩，作事也格外的顺利，容易成功。开始似乎是吃亏，后来仍然是会得到大便宜的。
　　浅见无知的人，止能看见一切事物的表面，不能看见事物的对面。譬如像下棋一样，止看得一著，看不到第二、三著。不知道世间事都是下棋，我若是动一著，对方就要应我一著，而且马上就有第二三著跟著来。佛法说明一因一果、感应的道理，实在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跟哲学。我把下棋拿来作譬喻：我们说一句话、作一件事，都是对人动了一著棋；我们出言作事的时候，心中打定的主意，就是对天公动了一著棋；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们下棋的对手。
　　我们对一只狗，表示好意，狗就会对我们摇摇尾巴表示亲热；若是恶声对他，他就会拖下尾巴走开。对人则更不用说了！我若是对待别人谦和宽厚，别人就会感谢；若是待人骄傲刻薄，别人就会怀恨在心；这还是小的对手。若是我们欺淩了没有能力的人物，或是存心害人，或是用巧妙的手段占人家的便宜，他们受了损害还不觉得。或是藉著特别的地位，例如作官、作公司的经理等职务，暗中谋取私人的利益；或是自己富厚，而对于灾难不肯救济，自己家里却是享用舒服。这些事，众人固然是无可奈何，法律也办不到他，他算是棋赢了，他对方的棋都输了。可是天道却是不许他赢，会替众人作他的大对手，老天只要轻轻的动一著，就叫他满盘棋子都呆了，到底使得他一败涂地；这叫作‘人有千算，天止一算。’我们天天都是在对人下棋，实际上是在对天下棋；若是对人赢得愈大，就会对天输得更厉害。反过来讲，若是人肯让松些，还处处帮旁的人一著，使旁人免得输，而我自己的棋，也是不会大输的，反而要对天赢了一盘很大的棋呢！

续-《保富法》

摘自《保富法》
　　上面所说的范文正公，是个最显明的例子，他本来很穷，作了将相几十年，到死的时候，仍然没有私人的田产园宅。若是从俗人的眼光看起来，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对天却是赢了一盘大棋，他的子子孙孙，多是贵盛贤才啊！其余的像耶律文正公、林文忠公、曾文正公几位，都是肯输棋的，到后来都赢了天公一盘大棋。而那些会赢棋的许多人，发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财的，却是后来被天动了一著，就都输完了。古人说的：‘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阴阳的定律，是要平均的，人们作的事情过了分，就是失了平均。由于我们的心，先违反了阴阳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应，受到阴阳定律制裁，使回归到平均的状态。天公下棋，是不动心，也不动手的，而人们就自然输了。譬如对墙壁抛皮球，球自然会回抛过来，抛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墙壁本身，亦并未动手费力。所以《书经》上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意思就是自作业，自受报；这跟佛经所说的：‘自造因，自结果。’正是一样的道理。
　　而所谓的人定胜天，也不是真正的胜了天，这是说人照天的定理，存心作事，究竟会得到后来的胜利。本来穷困的，后来亨通了；本来忧患的，后来得到安乐。这样的胜利，便是天理的胜利。我虽然说善人对天赢了棋，实际上就是天赢了；须知天道是永不会输的。天道一阴一阳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称中和；《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世间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会引起天道的变化；就像如战争及饥荒等等的大劫数，都是由于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国与国之间的斗争，无论暂时的胜负如何，结局仍然是两败俱伤，就是暂时胜利的，也将终归于失败。请翻一翻世界各国的历史，就知道赢棋的，到底也都是输了，这就可以知道天理终久是公平的。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会被天理裁制的。
　　世间的人类，男人与女人的数目，永远是平均的。有姓张的一母生十男，也有姓李的一母生十女，所以合起全世界的计数，男女的数目，不会相差太大的。这就证明了天道的公平，与阴阳的中和，其中有不可思议、自然调整的能力。若是我们想要仗恃著我们的本领，来违反天理中和的能力，最后毕竟是要自己吃苦头的。如果若是天理阴阳没有裁制调整的力量，那么人的男女数目，也不会永远的平均，世间一切的事情，都会永久失去了公平，而强的、巧的则永远富贵，善人也永远不会抬头了。
　　欧美人用短浅的眼光来观察天理，以为世间只有强的、巧的会得到胜利，安分懦弱的，应该被人制服，所以名为‘优胜劣败’。这种不究竟的学说，引起了世人的骄满作恶：骄就是有所恃而无恐，我有势力，不怕你，摆架子，显威风；满就是有势要用尽，有福要享足，专顾自己的私利，不替他人设想，只管目前快意，不为日后顾虑。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此等学说所误啊！
　　天道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吃亏的，要受到补益。中国的圣哲，儒家、佛家、老庄的垂训，都是反覆的叮咛，说明这个道理。《易经》上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祸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又说：‘惟天福善祸淫。’（这个淫字，不是单指性欲，而是指一切事情的放纵与过分，可以说就是骄满。又再具体的说，就是骄奢淫逸，贪狠暴横。）淫字的对面就是善。善字的意义甚为广泛，若是要确切的说明，众善都含有谦德的意义，都是以谦德为基本。《易经》是说明天道的书，乾坤两卦是总说天道的大意：乾卦说：‘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这就是谦德的意义。坤卦说：‘坤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不敢成也。’这句的解说，是才华不露，功名不居，就是不务名，不夸功，也是谦德的意义。《金刚经》说：‘度尽众生，自觉未度。’又说：‘布施济众，不觉有施。’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也包含了谦德在内。
　　再说，孝弟忠信礼义廉耻，都是义务心重，权利心轻。而义务心，是自己觉得我对他还有义务应尽，这就是谦。世间作恶的人，不过是权利心重，没有义务心。古语说，重利轻义，正是谦德的反面。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谦德里面：由谦发动，对父母兄弟，就是孝弟；对社会人群，就是忠信礼义廉耻。凡人对于谦德善行，都是恭敬欢喜；而对于骄满恶行，都是怨怒隐恨。那么天道的降福降祸，说是天道，实是人情；说是天降，实由自作啊！上面的文已说过，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现，《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说：‘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我们为善加福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福；我们为恶加害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祸。从此可知，我们对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随处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除此以外，更没有别的天理可以表现。
　　那么我们对他们作事、说话，起念头、表示脸色，都要格外的小心注意。虽然他们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儿、寡妇，无人帮助；我们若是欺淩了他们，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我自己、或我的子孙，也会同样的愚懦孤寡，被人欺淩。反过来说，若是我们对于这些无力可怜的人，心存慈愍，并且设法帮助他们，后来我也会得别人的帮助，而我的子孙则永远不会愚懦孤寡，被人欺淩了。这种天理循环的感应果报，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在社会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来观察，更可以在历史上，一个一个善恶的人的结果来证明。这也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啊！
　　一九四二年六月云台卧病书
　　下篇
　　去年（一九四二年）春天，我曾经写了‘保富法’上、中两篇文章，送请‘罗汉菜’月刊刊出，后来因为患病卧床，未能继续撰写下篇。今年春天，经荣柏云、黄警顽两位先生将该文再送登《申报》，颇受读者们赞许，并有许多人出钱印单行本；但是因为没有见到下篇，而感到遗憾。
　　我写下篇的计划，原本想专门收集些古人行善积德，能使子孙富贵显赫的事迹，做为印证。近来因为编写‘先母崇德老夫人纪念册’，恭敬谨慎的叙述了数代祖先的嘉言懿行，并且特别撰写了‘七世祖乐山公行医济世善行的果报’这篇文章。七世祖乐山公舍己利人，两百年来，我家多代子孙，都受到他的福德庇佑，可以做为‘保富法’这篇文章非常适当的佐证资料。
　　这虽然只是一家人的私事，但是乐山公的善行事迹，曾经刊载于‘府县志’这本书中，而且又为当时的社会贤达，所推崇重视；祖先数代的积善事迹，也有历史资料可以考证，堪称足以取信于社会大众；正好是‘保富法’的证据，所以将它作为‘保富法’的下篇，我想应该会得到读者们的认同。
　　我时常自我检讨，听闻圣贤的道理，既然已是很晚，知道自己的过错，又已经是太迟；回想生平所作所为；所犯的罪恶过失，不胜枚举，真是愧对祖宗父母、天地鬼神啊！而现在自己则已是衰老迟暮，疾病缠身；更是觉得缺乏补过的勇气和力量，深恐祖先的德泽，自我而坠，从此没没无闻；所以恭谨地撰述祖先的德行，用来告诉后人，使大家能获得一些警惕、启示和策砺，以略补我的过失。
　　开始的时候，并不敢将此文刊出问世，实在是因为好友们一再的督促与要求，务必要完成‘保富法’这篇文章的全文；这才敢将此文拿出刊行，并盼望能对读者们有所交待。
　　一九四三年四月聂云台卧病书
　　七世祖乐山公行医济世善行的果报
　　我家祖籍是江西，从九世祖起龙公才开始迁居湖南衡山。七世祖乐山公出生于清朝康熙十一年，也就是西元一六七二年。他的学问积得很深，文章做得很好；但却未参加考试，而是跟从祖父学医；并开了一家小药店；因为他的医术精良而且又乐善好施，所以医名大著。后来因为药店被偷，因此关店歇业，还抵押了住的房子还债，暂时迁居乡下。当时的地方官绅，因为乐山公行医救人，遭此不幸；于是就凑了钱协助他赎回原来居住的房子；另外再租一间房屋开药店。康熙四十二年，也就是西元一七零三年，衡山发生了大瘟疫，求医的人昼夜不断，因而救活了很多人；而乐山公对于穷人和受刑犯救济尤其的多。当时的县长葛公，以乐山公的盛德及博学多闻，特别聘请他到县府里担任幕僚。并且向乐山公说：‘你存心救人，我没法报答，就教你的儿子读书成名，作为对你济世救人的回馈吧！’乐山公接受了葛县长的建议，就送儿子先焘进入了雯峰与集贤两书院读书。后来先焘不久即考中了举人，又考中进士；乐山公当时已六十七岁，送儿子进京参加会试，经过一个名叫滠口的地方，（就是现在湖北省黄陂县西南四十里处）正好碰到严冬的时候发生了瘟疫，经公医治的病患，都能立即病愈。乐山公七十四岁的时候，又带领儿子进京等候任用，经由运河北上，当时的运粮船工有许多人得了传染病，经乐山公医治都能立刻痊愈。此事遍传于各粮船间，许多粮船的病患，纷纷于船旁呼叫，并用绳子将乐山公乘的船系住，使船无法前行，乐山公不忍见死不救，就嘱咐儿子先焘，改从陆路雇乘骡轿赶赴京城。自己留下继续治病救人。经过了几个月，等到传染病停止了，他才到达京城。（人若是能够放下自己重要的事情去救人，实在是最难能可贵的了。）此时正好先焘已奉派担任陕西省镇安县的县长，乐山公于是陪同儿子上任。到达镇安县以后，指示山地民众，就地采药，以增加收入。次年，返回湖南衡山老家后，即寄信给儿子，教他爱民治世的方法和道理；信中情词恳切；被儿子的上司陕西巡抚陈文恭见到，大加称赞。即将这封信印发送给全省的官府参考，以资策勉。这封信以后被刊入‘皇朝经世文编’这本书中，为世人所传诵。
　　乐山公在衡山的时候，常到监狱里为犯人义诊，儿子富贵显赫的时候，乐山公已经八十多岁了，仍然常到监狱探视病患义诊；县官见他年老，派人向乐山公辞谢，他回答说：‘救人是我最快乐的事情。’乐山公八十四岁的时候，儿子先焘因为继母逝世辞官回家，而又因为父亲年事已高，就决定不再复出做官。在某一天的深夜里，大雪纷飞，有一个病患的家属敲门求医外出赴诊，先焘就起身开门，并对来人说：‘我父亲年老，深夜不方便惊动，您可否明天早晨再来？’不料这时候乐山公已经听到声音披衣起床，就叫先焘入内室，并且对他说：‘这应该是生产急诊，怎么可以延迟医治呢？’于是就穿上木屐随同来人前往赴诊。这种舍己救人的情操，如此的真切著实令人钦佩。所以老天有眼，明察秋毫，报施给乐山公的果报也特别的丰厚。因此乐山公九十三岁的时候，孙子肇奎，获得乾隆壬子年乡试的第二名。曾孙有七人，镐敏、铁敏两人都是翰林，并膺任主考学政的官职；鏸敏、钰敏两人都是举人，做过县官。镜敏在拔贡考试通过后，派在军机处任职，而镇敏担任京官，？敏则选上孝廉方正，当时人们尊称他们为‘衡山七子’。
　　先高祖母康太夫人七十寿辰的时候，当时的名士阮文达曾送有一付贺联称：‘南岳钟宁，南陔衍庆；七旬介寿，七子成名。’贺联的词意贴切，实在是人间佳话啊！
　　我的祖父亦峰公，是乐山公的玄孙，考中咸丰癸丑年的翰林后，历任广东石城新会的知县，高州府的知府及奏奖道员。而且居官廉洁，尽心民事，造福地方，对于当时所发生的械斗巨案，宽厚的处理，保全了很多生命，积德甚厚。民间还特别建立了生祠来纪念他，可见其受人尊敬的程度。
　　我私下常想孟子所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句话的涵义。乐山公的子、孙、曾、玄四代都发了科第做官，到了第五代的亦峰公，也仍然能够积极的行善积德，发扬祖先的遗德；而到了我的父亲中丞公，则更为的贵显。本人则忝为第七代，仍然承受著乐山公的余荫遗泽；所以说乐山公的厚德，泽被子孙，实在是已经超过孟子所说的五代了。探讨其原因，乐山公的医术高明能救活病人，已经是不容易了；而医术精又能够轻财仗义，诚心济人，则更是难上加难了。我们所见到各地的许多名医，靠行医而积了不少财，甚至千万、亿万财富的，也大有人在；但是财富能够传到第三代的却是很少，就算偶然有例外，也必然是医术情而且又好行善布施的医生。我真希望能够多遇到几位像这样行善救人的医师应世，才是社会之福啊！近来生活较艰苦，医药又昂贵，贫病的人多无力就医服药，这正是医药界发心行善的最好时机了！所以特别在此敬述乐山公行医济人的旧事，希望能提供给医药界的大德们，作为行医济人的参考。
　　现在我还要再作一些分析与补充。乐山公的医术高明，活人甚多，但是药店被窃，便得要抵押房屋还债，因此可知他的经济情况的确不佳。到了八十多岁的时候，儿子作县长返乡归来；在大雪夜中，仍是穿著木屐步行外出赴诊，我们就可知道，乐山公到了老年仍然是那么清贫啊！（我们今天仍能见到像他这种大善人吗？）四书《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医师、药店都是发财的行业，但是若对贫困的病患义诊、赠药，则不会发财了。然而乐山公虽然不能够发财，而却竟能够发身；当时获得社会大众的一致推崇，可说是德誉盛于当时，名声传于后世了。实在是不容易啊！（乐山公善心的事迹，刊载于陕西的《镇安县志》和《湖南衡州府志》及《衡山县志》等文献中）子孙连续五、六代都发了科第，而且贵盛，正符合了‘以财发身’这句话了。而乐山公和他的儿子都很清贫，孙子肇奎，也就是我的太高祖；虽然作教官，掌理书院，门生很多，然而也是很清贫。不仅如此，曾听到先辈们说，伯曾祖点中翰林的时候，捷报由京城传到家中，高祖母康太夫人，手里正抱著第七个儿子喂奶，就立刻亲自下厨房、做饭款待报捷的人，由此可知家中清寒的程度了！我的曾祖父曾担任京官，死后没有任何的遗产，因此我祖父亦峰公，从小就孤苦而贫穷，在山斋里读书的时候，必须自己煮饭吃。四十二岁的时候，才进入了翰林院。以后曾在广东省担任县长的职务十多年，为官廉洁自持，又常常捐出所得，在地方上提倡各种的善事，例如：育婴堂、种牛痘、修路、造桥、购义地、埋露棺等；因此死后留下的存款不多，所以先父早年的时候，就必须仰赖外出工作的薪资来供给家用。
　　我的母亲为曾文正公的么女（曾文正公就是清朝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先生），文正公的家规规定，凡是嫁女儿娶媳妇，花费限用在二百金以内，先母出嫁，是在文正公夫妇逝世后的数年，有奁金三千，也移拨出来，供作家用及代赔垫祖母被某钱号倒掉的款子，以致于个人的积蓄都空了。离开湖南老家，要往东行时，祖母只能给路费银钱六百两，此外则是一无所有了。我母亲中年时，每次谈到当时艰苦的情况，常常是泪随声下；自己身为王侯将相之女，嫁给了数代都是仕宦的大家庭，生活尚且如此的艰难困窘；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实在是难以令人相信啊！

续-《保富法》

摘自《保富法》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琐屑的叙述，目的就是要证明‘仁者以财发身’，而不是‘以身发财’的大道理，实在是有其深远的涵意呀！这里我们所应该注意的重点是：虽然是数代的清贫，而却换得了后代子孙的发达啊！与那些多留财产以害子孙，助长子孙的骄奢淫逸，使得子孙陷于堕落的，两者相互比较，实在是有天壤之别呀！曾文正公曾给自己所居住的房子一个称呼叫做‘求阙斋’；并且还写了篇文章记述；他的用意即是在持满戒溢，要居安思危啊！因为这个世间，并无十全十美的事物，‘丰于此者，必缺于彼。’所以若想得到精神上圆满，最好先在物质上要常有些欠缺。所谓精神上圆满的意思，是指父母都健在，家庭和睦，子孙贤达有智慧，并享有天伦之乐，道义之乐等。物质者，是指衣服饮食、车马宫室，乃至官阶财富，一切的享用等。曾文正公常用这个道理来教家人，说家计不宜宽裕，这个与常人的见解恰恰是相反的。文正公又常说：古人有‘花未全开月未圆’的话，这乃是智者的境界；因为花全开了，则表示快将凋谢了；月已圆时，转瞬间，即要缺了呀！所谓‘盛极必衰，乐极生悲’，这岂是古人喜欢说这些众人听起来不悦耳的话，实在是这些话都是真理啊！而且自古到今，从社会现象中去观察，这句话没有错啊！而且是历历不爽啊！
　　俗话也说：‘世无三代富’，又说：‘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有智慧的人，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个道理，所以处事的时候，就会先考虑到：凡事不要求太过圆满，也不要使得太盛，过了头；对于财物聚散，也有周全良好的计划；而对于自己的生活，遵守著持盈保泰的因果法则；个人的享受不可丰厚；而且时时都要想到街头上那些流离失所三餐不继的穷人啊！常想到各处的善堂，掩埋露天的尸体，为数是那么的多啊！我应当节省自己的享受，去救死恤孤才对啊。因为一念仁慈的心，即能使天地间产生了一种祥和之气；如果付诸行动，则这种详和之气，就会常常环集在我的四周，而且能使家庭子孙都受到福荫。这些道理，只要用心研究古今以来的事实，就可了解此话不虚了！
　　反过来说，如果只知道贪图自己个人的享乐，而不顾别人的生死苦痛；使用诈术权谋来巧取豪夺，百计钻营；这种人积的钱可以很多，权势也可能很大，谄媚他、恭维他的人也多的不得了；一时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的显赫；然而天道的盈虚消长，有它一定不变的道理呀！三、五十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时间不断地向前推移，景物也不断地变化迁移！原本是陋巷寒微，忽然地崛起，成了暴发户；然而好景不常，豪华的门地，却在瞥尔短暂的瞬间、凋零没落了！因为这世间并没有一个坚固不坏的东西，也没有一个能永久可靠的事业；凡是用巧取豪夺的方法所得到的财富地位，一定是更为快速的悖出败落啊！惟有孝悌忠厚的家庭，修德积善的后代，才能够确实地保有家业，并且是可大可久啊！这些事证历史上的记载很多，而且环顾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人事，到处都是呀！所以只要头脑冷静有智慧的人，自然就看得出来了。
　　书后
　　近来社会的奢侈风气非常的盛，这种奢靡之风，对政治会有极为不良的影响。关于这种道理，明朝的大学问家顾亭林先生早已见到，并曾作有专文、引证许多历史事实，现在谨抄录这些事实如后，提供给研究政治的人参考。
　　国家社会的风气若是奢靡，为政的人，应以崇尚俭朴来转移风气。礼记上说：‘君子的行为，即是宰相推行治世的标准。’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行事，也可以影响国家的政治。顾亭林先生更明白的指出说：‘天下安危，匹夫之贱，与有责任。’也就是这个意思。
　　东汉时，汝南郡的许劭，担任郡里的地方官；而与他同郡的袁绍，他的车马随从非常的多；但是每当袁绍走到郡的边界时，都把随行的人马屏去，自己单单驾著一辆车回家，并且说：‘我的随从车驾，岂可让许劭先生看到！’（袁绍为一代的英雄豪杰，曾经举兵讨伐当时奸雄曹操，然而却对一郡的小官许劭，竟是如此的敬畏。）
　　晋朝的蔡充，为人好学且有名声，当时的高平人刘整，车驾衣著都是非常的奢侈华丽；但是刘整曾经对人说：‘我虽然有喜好穿著华丽衣著的坏习惯，可是每当我碰到与蔡充见面同座以后，那天我的心整天就不免感到不安，觉得自己实在是庸俗不堪啊！’
　　北齐人李德林，父亲去世了，就徒步带著父亲的棺木灵柩，返归博陵老家安葬，葬礼也很简单；他的明友崔谌前往吊祭，随从的人马有数十人之多，崔谌为了尊敬李德林的俭朴精神，沿途不断的减少随从的人数。到了李家门前，只剩了五名随从，并且说：‘我不能让我的朋友李兄，误会我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人。’
　　李僧伽隐居在山中的时候；当时朝廷下令征召他出来做官，李僧伽推辞不愿前往就任。尚书袁叔德前往拜访李僧伽，也是沿途减少随行的仆从，并且说：‘拜访像李先生这样高明淡泊的贤士，会令我有羞于见到自己所拥有华丽的车驾与官服呀！’所以君子高贵的行事，若是担任地方上的官职，则可以化导一方；若是在朝廷任官，则可以教化天下了。
　　唐朝的大历年间，皇帝下诏发布杨绾为宰相，杨绾为官一向廉明方正，而且生活非常的俭朴；当时的御史中丞崔宽，非常的富有，财产很多，崔宽家中花园里的楼台亭榭不但多而且美，当时可称为天下第一了。但是当他听到杨绾当上了宰相的消息，当天立刻就默默地自行撤毁了花园中的楼台亭阁。而郭子仪听到杨绾就任宰相的消息，也将自己家里的乐伎，裁减了五分之四。须知郭子仪军功甚大，曾经立下了收复两个京师的大功劳，并封为汾阳王，威势权力可称震惊当世，然而对一个崇尚廉洁俭朴的宰相，却是如此的敬畏呀！可惜今天再也看不到杨绾，也没有崔宽与郭子仪这类的人物了。
　　李师古这个人拥兵自重而且相当的跋扈，常常抗拒朝廷的命令；但却对宰相黄裳，有所畏惧，李师古曾经命令自己一个干练的亲信，带著数千两黄金，赴黄家送礼想攀些交情；这位亲信到达黄家门前，正巧碰见一个轿子自宰相府里面出来，轿旁却只有两个婢女徒步随行，而且衣著甚是简陋，并称轿内坐的是宰相夫人。这位亲信非常的机警，当下就明白宰相清廉俭朴的作风，不敢冒然地进入宰相府送礼；就带回礼金，急急归去；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详细的报告李师古。李师古因此更加地敬畏黄裳，并且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叛意，终身服从朝廷的命令，再也不敢有所违背了。
　　从上面的实例来看，可以知道，由道德学问俱佳的人担任地方官吏，可以使地方获福；而中央的官吏清廉正直，则会使全国都得到利益。所以崇尚清廉俭朴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实在是非常的密切啊！古人说：‘惟俭可以养廉。’而它的相反，是奢侈则不能不贪污，贪污的结果，必然会使得社会、天下大乱。《大学》上也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是经济学的定律，也像数学上的公式，是不能改变的呀！今天的社会风气糜烂，竞相崇洋，揣摩学习欧美的不良风气，衣履服饰、饮食享用，无不是穷奢极侈，动辄千金，风气影响所及，政治那有不乱的道理呢？（若是论到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就好比是瘟疫，细菌毒素就是从这些地方发出来的呀！为政者怎么能够掉以轻心呢？）
　　个人以为我国本为崇尚俭朴的民族，善良的古风，亟应保存，部份邪恶的欧美文明，则应是选择取舍，不可照单全收。可能有人会说我开倒车，但是遇到道路不能通行时，前进即有危险，这时只能速开倒车，以保住性命，这又有何不可呢？希望当世的贤达，不吝指教。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聂云台
　　按：以上乃是一九四七年前后上海的情形，请看一九九五年现在的台湾实况，我们作了多少改进呢？我们应该怎样呢？请读者指教！
　　附录一  节录云台居士卧病随笔
　　财富之来，不觉地而来；财富之去，也不觉得而去。虽然是用尽了计谋，也实在是白费心机呀！这个道理、其中的因果相当地复杂，也不容易了解。倘若谁能透切的了解，他必定是具有大智慧的人了。
　　一切的善事，重点在于发心，而金额的多少，还在其次。若是发心真切而力量不及，虽然钱少而功德却是极大；若是缺乏真实的慈愍心，钱虽多而功德却是很小。子女的智慧愚蠢贤良或是不肖，教育的影响也实在是有限的！儿女体格的强弱、寿命的短长，就是医药卫生，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啊！必须要自己多培养慈悲心，常以利人济物为做人处世的目标。如此则子孙可享幸福。可保十分的圆满。希望读者能理解并接受这项理论与观念，为子女多培福啊！
　　子孙的学问事业，也全是受到父母积德修福的影响；若祖上是刻薄成家，则子孙学业即使是侥幸有成，终究也不会发达长远的。
　　希望自己的子孙发达，这是人人同此心理；然而结果却是多数适得其反；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不明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理啊！
　　想要知道培养慈悲心的方法，则首先要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而‘德育古鉴’这本书必须常置在案头，经常的翻阅，可保善心，而免淡忘。（按：了凡四训也是一本非常值得大家参考的书籍。）
　　附录二  色情刊物与跳舞
　　这篇文章是聂云台先生昔日的旧作，曾经刊载于一九四六年八月第一百四十一期的（读书通讯）半月刊上。可以说是字字警惕，言言金玉；不仅是对‘当前’上海的**之风，痛下针砭而已。所以亟应予以刊载，希望能使现代的人，有所觉悟呀！
　　近年来，各国的犯罪学专家，从各国的犯罪统计资料中，发现荷兰这个国家的刑事犯最少。报告上说：该国的惟一特点，是在于注重礼教，男女界限非常的严格，例如在海牙附近的宝石城，规定公共场所，男女是不准在六英尺以内并坐的；而该城的监狱，则是长年空虚，没有一个犯人。又犯罪学家说：凡是犯罪，皆是由于犯人意志力的薄弱，也就是心理不健全。以荷国的事实证明，性欲的节制，即能使得人民的脑力多清明健全，而不犯罪。所以我国的礼教，特别严格男女之防，所谓‘男女有别’，实在是有它科学上的根据。
　　美国近三十年来，犯罪人数的激增，十年前已跃居世界第一位。而美国男女之间的放纵，实在最为显著，尤其是以跳舞最为普遍。近年来，美国报纸屡屡刊载说：美国某某大学，检查身体时，发现过半数的女生已非**的消息。根据美国犯罪报告说：在一九三九年一年之间，犯风化罪者，陡然增加了百分之七。在过去六年间，强奸案陡增了百分之五十。联邦侦缉局局长胡佛曾经宣言说：‘青年道德的堕落，犯罪的增加，实在是由于色情刊物的充斥，所造成的结果。’监狱官洛尔士君说：‘我所接触的许多案件，都是受了色情刊物的影响。’美国联邦监狱处主任倍次则宣称说：‘犯罪案件如此的激增，都是由于报纸多刊载风化案，以及电影与色情刊物的影响。’胡佛局长又说：‘美国现在正努力铲除此类的导淫刊物。’可惜他还不知道跳舞之害，更甚于色情刊物啊！
　　综合上述的观点来看，色情刊物与跳舞的发达，竟能使社会堕落至如此地步。因为性欲为动物同有之天性，动物则有自然时期的节制，而人类则有思想。然而人类因耳目的接触，感情会随之冲动；所以惟有严定礼法，避免接触的机会，始能减少人们情欲的冲动。老子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换句话说，见到了可欲，则使心容易乱。欧美人提倡男女解放，社交公开，男女同校，袒露服装；人之大欲，莫过于此。所以我国的新文化家，主张全盘的接受西方文化，反而痛诋我国固有优良传统为吃人的旧礼教，想要全部都打倒。这种性欲解放的主要目的，在使女子易于供男子玩乐蹂躏，以快其意而逞其欲。遂使多数女子，遭受男子的诱陷，等到已经陷落，就草率的委曲成婚。所以离婚的案件，全世界都在激增，而且以美国为最多。一九二五年，美国的离婚案，为二十万件。我在十数年前，曾经写文章讨论过此事。从上述美国女学生堕落的情形来观察，则知离婚案之多，原因在于当初结婚是由于肉体感情的冲动，无理智的选择啊！从优生学的观点而言，这些纯粹是由性欲结合的父母，他们所诞生的子女，必定会缺少健全的意志力，更缺乏深沉的理智和头脑。一国之中，若是多有此等的父母，也就是会多有意志薄弱、理智短缺的人民。美国所以犯罪特别多，荷兰所以犯罪特别少，这就是事实的证明。
　　关于风化罪，多数是由于色情刊物之引诱，及跳舞所发生的感情冲动。这些是由于犯人临时丧失了他的意志抉择力，不完全是犯人先天上的缺失。至于普通的刑事犯罪，例如欺诈、斗殴、抢劫、强盗、谋杀等，则是由于犯人先天上意志力的薄弱，缺乏理智和脑力所致。例如荷兰男女的界限很严格，则一切的刑事犯罪极少；而礼防最严的宝石城，则监狱终年无人。此则完全是因为先天上禀赋的脑力清明，思想纯洁所致；人民既然都有充分的谋生技能，自然就不肯做卑劣的犯罪行为了。先天上的遗传既是这样的优良，社会风化的维护又是如此的严格，所以能得到这样良好的结果。
　　反观犯罪特别多的国家，其损害之大，实在是不可胜言。美国于一九二五年一年之间，因为杀人罪而损失的人命，共计一万二千人；每年因犯罪所蒙受的损害，约达一百万万美金。然而更值得忧虑的是，青少年犯罪日见增加：一九二五年，纽约州裁判所中所关的囚犯，十六岁至廿五岁的，占百分之四十六；地方裁判所中，则同样年龄层的青少年，占了百分之六十一。这些少年，都是属于充满希望的国民，然而却已是身系囹圄，实在是令人悲哀啊！（此段系录自拙撰的《美国犯罪的增加，司法的黑暗》一文中，是录自《法律周刊》，一九二七年所作的；近年犯罪数目大有增加，但手边无书可查。）我在一九二零年，曾前往纽约疯人院参观，院中办事的人告诉我说：‘神经病近年来逐渐的增加，本院原来只有一所，可以容纳七千人，近年则增加为两所，可容纳一万五千人。’又说：‘院中的精神病患，十分之九是由于花柳病毒进入大脑所引起的。’纽约这一个地方疯人已有如此之多，则全美国所损失的宝贵青年，数目一定是更为庞大了。这是刑犯以外的损失啊！
　　疯人以外，则染上花柳病病发的人，也是不在少数。我到德国游历的时候，当时的代办公使张君曾告诉我说：‘政府所派留德的陆军学生中，归国以后能为国服务的很少，多数都是死于花柳病毒了’。我说：‘听说德国注射的六零六，能治梅毒。怎么会治不好呢？’张君说：‘六零六确实能够治愈梅毒，然而六零六的药力非常猛烈，梅毒虽治好，而心脏却受到了损害，所以多数是死于心脏病。’我有几个亲戚，其中一人是在法国染上花柳毒病死了，另一人在美国因为梅毒导致发疯，进了疯人院，也是终身不愈。我一个人所碰到染上花柳病的，就已经有好几个人，那么这类人的总数之多，就可以想见了，这又是一项重大的损失啊！

续-《保富法》

摘自《保富法》
　　然而当前的损失，还属有限。而从此种退化人种所产出的后一代的国民，其道德理智的薄弱，工作效能的低下，实在是难以避免了。这对民族的损失，尤其是不可估量的。这是事实，而不是理想。法国为性欲放纵著称的民族，我游巴黎时，看见巴黎各处公园的出入口，都有人拿著春宫照片在求售，而警察也不加干涉。这种情形在其他国家则未见到。三十年来，法国人口的生产率日见减少，实在是因为性欲的放纵，才有如此钜大的影响啊！
　　从美国的现状来讨论，美国男女放纵的情形，大概已经超过法国，其前途也足以令人忧虑。不可以因为暂时物质的繁荣，而忽视了他潜伏已深的病根。我之所以写此文，并不是有空为美国担忧，实在是为我国崇拜美国的青年担忧啊！今日的上海，实在已经成为巴黎、纽约的雏型了。淫秽的刊物、导淫的机关、跳舞的场所、风化罪案、刑事案的激增、监狱的客满，没有一样不是快要成为世界第一位了。凡是法国与美国堕落的因素，我们都全部具足了，那么它悲惨的结果，怎么能够幸免呢？上海今天有跳舞场一百多处，假定平均每处有两百人，则每晚共有两万人，而这些人即将成为上面所说美国各项事实的候补员了。所谓当局者迷，这些迷于其中的人，只有顾著眼前的娱乐，哪里会知道这一个纵乐的念头，已经和监狱、疯人院、花柳科医院、殡仪馆，发生了因缘。而我所叙述的在美国、法国因为花柳病而致疯致死的几位亲友，都是为求学而去的；如此悲惨的结局，这岂是当初所能料到的啊！而其中一位，在前往巴黎的时候，我曾经痛切的先告诫他，并且还危言耸听的告诉他重话，他也深知，然而却终究不能够免于花柳病毒而死。那时他年已三十，也不年轻了；而且他中外学术的造诣都很好，不能说是没知识；然而环境的诱惑，真是不容易把持的住呀！所以我们中国的道德，特别重视礼防，男女有别，就是为了预防避免彼此动心啊！这是从事实际经验中所得到的教训呀！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以荷兰的事实来看，则使无讼，的确是有可能了。孔子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欧美政治，只知道有政治和刑罚，而不知道有道德和礼教，所以它的结果是那样的混乱。而荷兰能够重视礼教，所以它的社会秩序会有如此良好的结果。然则负有言论指导社会责任的人，可以觉悟矣。或许有人说：‘礼教重，则令人太拘束了，青年人宜有娱乐，使他精神活泼，则学问与治事才有精神。’我则回答他说：‘科学上研究所得的结论。刚好与此相反。’
　　美国发明科学管理方法的泰勒先生，研究了三十多家大工厂公司的职工效率，撰写报告说：‘各工厂、公司的效能，星期一都是最低。详细考察它的原因，得知职工都是因为星期日跳舞纵乐的原故呀！直到星期二的上午，还不能恢复他生产的效能。’足见美国跳舞风气习惯之普遍。工厂的职员工人既然如此，而学校、商店、公务人员也不能例外。综合来说，则为全国效能减低，损失之大，可想而知。由此可知，这类娱乐不但不能使得精神活泼，反而会使精力减退。然而我们人类的身心效能，确实是有增进的方法。大多是在生理方面，必须要加以锻炼；而心理方面，则须加以存养。
　　曾文正公尝说：‘精神愈用而愈出，智慧愈苦而愈明。’又说：‘主敬则身强，习劳则神钦。’主敬就是振作精神，一切都不敢懈怠。曾文正公在军中的时候，黎明时就和幕僚们共用早餐，到夜间二鼓以后才就寝；重要的公文，无一不是亲笔写的，政事、军事，虽然极为冗繁，自己读书仍然是有常课。晋朝的陶侃早晨搬运一百片瓦到房子外面，黄昏则又搬回屋内，他说：‘我正致力于收复中原的大事，若是平时生活太过优闲，到时候恐怕不能胜任大事，所以自己必须要求自己吃苦耐劳呀！’汉朝的大学问家董仲舒放下窗帷读书，三年之中，眼睛从不向花园里看。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图发奋自强。自古以来的名人，他们的学问、事业能够有所成就，都是从勤苦奋斗中而来的，哪里会以娱乐为培养精神的方法呢？因为人的意志力必须经由砥砺磨练才会更加的坚强，若是认为娱乐为不可缺少的，那么他的意志力已经先薄弱了；何况娱乐是属于低级情感的，则心思的放纵，将更不可收拾。工厂的职员工人，尚且因此而大大的减少了工作效能，更何况是担当大事的人呢？以上所说的是生理上的锻炼。
　　诸葛武侯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淡泊，是说欲望少；一切欲望，都能使人心志昏昧，而低级的欲望就更为严重了。宁静是指心思的安定；若是心系于情欲，就没有宁静可能；所以要保存青年人聪明敏锐的脑力、活泼的精神，应当避开这些低级的感官接触为最重要的事。孟子说：‘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这句话是指清明的心志是否存在。简单的说，一个人的嗜欲深则天机浅，物欲少则心智明。以上是属于心理的存养。
　　这两项要点，是中外古今一切圣贤哲人修养的原则，是不能够违反的，也没有例外。以上所举的人证、事证，都是有根据的，并不是空泛的理论啊！
　　而所谓的科学眼光，是说以冷静的头脑，来观察客观的事实。今天所谓的物质学者、新文化家，主张全盘接受欧美文化，都是对于客观的事实，没有能够潜心地观察，也是由于自身的嗜好欲望大多，失却了他们冷静的头脑的原故呀！如果主观的态度既强，则科学的眼光就会完全消失了，那么他必然会倒过来骂我是时代的落伍者，这也就不足为奇啦！
　　注：保富法的下篇及书后、附录二、等文章，聂云台先生系用文言写的；为方便读者阅读，妙音居士加以重新整理，并感谢傅爷爷及林教授的协助，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