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违章建筑”等于“赶出家园”，郭旃代表的官方回应纯属内部操作

为何“违章建筑”等于“赶出家园”，郭旃代表的官方回应纯属内部操作

　　这个迟迟不肯回暖的四月，寒流屡次来袭。几天之内，先是兴教寺千年祖庭风云突变、劫难临头，接着净慧长老舍报西归、众生失怙，西南边陲天地倒悬、日月无光。一片淡黯之中，生命与信仰，全都危在旦夕！
　　明贤法师说，“今天，净慧长老走了，雅安地震来了；雅安地震来了，兴教寺事件还没过去；兴教寺事件来了，法海事件还没有过去，前事未了，后事又来，我们不能拿后事消前事，我们不能空两手去喊天！”
　　劫难，并没有让兴教寺忘记众生。风雨飘摇中的兴教寺，依然睁着最亮的眼、怀着最热的心，为雅安祈福。于一份危难中祈祷化解另一份危难，这情怀是何等悲壮、又何等耀眼！他们明白，既然春天已到，多么顽固的坚冰都必定会融化，而天地也终将回温。悲痛，只会使人们更珍惜；压力，只能让大家更坚强。佛弟子们相信，心即世界：只要人间有爱，雅安必将涅磐重生；只要佛子心中信仰不倒，祖师道场定能得以保全！
　　惟愿净慧长老不舍众生，护佑雅安、护佑兴教寺！
　　兴教寺事件面面观
　　兴教寺事件的爆发，潜伏着一个时代扭曲的价值观；千年祖庭面临的劫难，是整个民族的伤痛。当铲车开到古刹门前，终于触发了压抑已久的火药桶，浩荡民意中无处不显示着人们对于以资本绞杀信仰、蚕食文化的深恶痛绝。
　　拆迁计划爆出后，一时间社会舆论如雷击浪涌，事件进展也堪称跌宕起伏。随着个中细节零星地浮现在公众视野，人们越发疑窦丛生，于蛛丝马迹中窥见了“有关部门”的盘根错节、“专家学者”的自相矛盾，以及兴教寺僧团那让人无法忽略的意外沉默。
　　千人千面，利益相关方暗中进行着激烈的博弈。虽然中佛协强烈反对，国宗局表示关注，有关部门却竭力抹煞自己的存在感。国家文物局坚定不移地支持拆迁，地方宗教与文物部门史无前例地一个鼻孔出气。西安当地政府将兴教寺经济开发网页火速销赃、却以沉默将自己撇得一干二净，各路专家学者纷纷展现神通为拆迁张目，国际组织介入调查，律师兴趣组进驻兴教寺，社会公众与多数媒体一片哗然，真是好不热闹。
　　但在这一片喧闹声中，兴教寺僧团却安静得异乎寻常。除却最早的陈情已被专家盖棺定论为“撒谎”以外，公共平台上似乎再难听见寺内僧人的声音。多天以来，无数网友和佛弟子都在密切关注兴教寺僧团现况，不知他们正在遭遇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安然无恙。
　　但是，人们却深知一个道理：杀了公鸡，也阻止不了天亮！
　　毁灭你，与你何干？
　　在段先念2009年《丝路申遗——西安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讲话“利用好文化遗产”的思想指导下，西安“四祖庭八大寺”已经沦为“经济抓手”。2013年3月7日，西安市副市长、西安市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和办公室主任段先念（同时兼任陕文投公司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办主任等多职）到兴教寺视察落实申遗工作，在没有征得僧人同意的情况下，拿出已经做好的拆迁方案，表示要把兴教寺打造成第二个“法门小镇”。
　　然而得知情况后，僧人们的合理抗辩却被当地政府强行制止，表示“兴教寺申遗是政府定下来的工作，专家不必考虑兴教寺的意见，一切只要保证申遗工作”。3月28日，在没有知会兴教寺的情况下，长安区宗教（文物）局等部门开始擅自在寺外转移土方。想不到西安的“申遗大计”，竟是铲车先行！
　　在这次被领导和专家视为“关系到国家和民族荣誉”的申遗工作中，寺院的主人僧团不仅被剥夺了反对权、发言权、申遗退出权，甚至被剥夺了作为“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和知情权。这种赤裸裸的强盗行为，不禁让人想起《三体》中想要毁灭地球的三体人那句狂妄至极、邪恶至极的名言，“毁灭你，与你何干？”
　　拆迁不必驱僧、申遗何需断臂
　　专家陈同滨说，“现在说的要拆的建筑都是违反《国家文物法》的违章建筑，是未经批准建设的房子，从体量、规模等多方面都破坏了寺院的环境，所以这个‘拆’是属于文物保护的问题。”
　　无论用尽何种借口，“违章”也好、“文物”也罢，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始终坚定不移地把拆除僧寮、斋堂当作根本目的，而对“驱僧离寺”避而不谈。而且看上去，他们还准备坚持一百年不动摇！
　　因为被冠以“违章建筑”之名，所以僧人们的基本生活设施必须拆除。想要蛮横霸道地把人赶出家园、夺寺驱僧，总要师出有名、找点借口。虽然有文保人士指出兴教寺的“违章建筑”可以罚款，可有关部门却打定主意要将其拆除。即使建筑违章非拆不可，但是否能在原址上新建“合法建筑”？拆除违章建筑，是否等同于一定要将僧人“赶出家园”？兴教寺在申遗过程中，是不是非要拆庙驱僧、如此断臂？
　　同济大学张松教授指出，“虽是违章建筑，但并不一定要全部拆除”，历史时期形成的建筑，即使是自建建筑，也应酌情保留。“世界遗产保护并没有规定一定要恢复为哪个时期的风貌和状态”，“真实性既有最初刚刚建成时的真实，也包括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叠加物，并非只要求原初的真实”。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赵中枢则指出，“僧人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概念上也应强调无形的“完整性”，“怎样把重要的历史信息传承下去，并不是一个‘拆’字就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拆迁把重要的历史信息给拆丢了，那也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对于这些问题，相信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比一般民众更清楚。但为什么他们却要费尽心机、层层铺垫，将问题导向“驱赶僧团”的最终结论？只怕有关部门醉翁之意不在酒、拆迁的目的根本不为“申遗”！
　　当地政府“请君入瓮”，建筑“违章”谁之过
　　对于“建筑违章”的指责，兴教寺法师很不认同，他们指出，“从2002年开始，十方信众花了5年时间、投入了300万元建成三藏院，中间没人干涉过”，虽曾向当地宗教局等部门提出申请，但并没有得到批准，所以近期建筑确实没有相应手续。而斋堂只是从小换大，怎么就成了违章建筑？
　　然而，僧人们哪里知道，“有关部门”早已在兴教寺周边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蜘蛛网。只要稍有动作，兴教寺马上便会落入一个预谋已久的陷阱中！
　　用段先念的话来说，为了“创造性地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避免“与西安现代化建设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对西安的城市定位和未来发展形成巨大阻力”，早在多年以前，西安就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为“以佛教为抓手”发展旅游和经济铺路。
　　首先，当地政府 “布局深远”地在区县机构改革中将长安区民宗局与文物局合二为一，成立了史无前例的宗教文物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为文物部门肆意谋夺宗教活动场所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
　　接着，在文物部门和当地政府的合谋主导下，兴教寺的兴建手续一直被搁置、而兴建工程则一直被默许。有关部门在兴教寺建筑审批过程中有意不作为，审批的申请一旦上交，就如同泥牛入海、再无消息。
　　这并不只是兴教寺一家所面临的情况，有的网友不禁质问，“请国家文物局回应一个问题：建国六十年以来，凡是上报并受理的项目，批复率能不能到达百分之十，而百分之九十未批复申请项目都已建成或在建中，这百分之九十是不是都该拆迁？请国家文物局公开申请项目信息，以便于群众监督举报整治”。
　　面对文物部门与当地政府后妈似的不闻不问，寺方势必不能坐以待毙，他们只能自谋出路，而这一点正中有关部门的下怀。于是，一只早已架好的大瓮张着血盆大口向寺方招手：建设过程我不干涉，但却要制造既成的“违建”事实，让这批建筑始终都处在“违建”的尴尬境地！
　　平时双方或可相安无事，仿佛“违章建筑”从来不曾存在过似的。但只要驱僧夺寺的黑手伸了过来、而僧团竟敢反抗，有关部门便会瞬间祭出雪藏已久的“违建”帽子，用它来扼住僧团的咽喉，让你挣扎不能、反抗不得！应该说，“违章建筑”就是有关部门有意留在寺庙里的杀手锏和定时炸弹，是一把始终悬在僧团头上、随时可能落下的达摩克利斯剑。有关部门该作为时不作为、不该作为乱作为，“违建”究竟谁之过？
　　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步步为营、环环相扣的精心策划下，兴教寺的任何新建建筑，都难逃“违章”的厄运。而权力与资本的合谋，更彰显了有关部门早已种下的夺取兴教寺的野心。面对如此歹毒缜密的“请君入瓮”，兴教寺插翅难飞！
　　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没有悬念的“国际介入”
　　正在兴教寺事件胶着不下之时，从天而降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打破了僵持不下的局面。他给国人带来了一个貌似公正的“利好”消息：国际专家要出面了！兴教寺塔是否退出申遗，需待国际专家考察之后，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会进行专业评估决定。
　　接着，郭旃又“深明大义”地威胁到：“退出或更换申遗点名单，对国家和民族而言，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举动。如果坚持不拆迁，看大家可不可以接受、国际社会可不可以接受？”
　　听起来，兴教寺申遗已经被“国家、民族和国际社会”绑架了。想必在郭旃专家看来，反对拆迁的滔滔民意和白纸黑字的中央宗教政策都无法表达“国家和民族”的态度，唯有那正在践踏僧团人权和信仰尊严的“中国式申遗”，才足以捍卫和体现“中国式尊严”。
　　将是否退出申遗的决定权交给“国际专家”来决定，不但无原则地替僧团放弃了本应享有的自主权，更在用看似“公正”的假面掩盖深藏于其中的勾结合谋。如果不是段先念副市长讲话中透露的细节，人们如何能够想到，这个看似公正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及其西安国际保护中心竟是申遗总店的“段家”分号？！
　　2009年，西安市副市长段先念在《丝路申遗——西安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讲话中说，“200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西安宣言》的发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在西安的落户……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确保申遗成功”。
　　确保申遗成功，这才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及其西安国际保护中心在陕西存在的意义。根据西安国际保护中心的自我介绍，“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文物局、西安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为本中心的主管部门”。而这个文物部门与西安当地政府合谋炮制的保护中心主任，竟是一个如此熟悉的名字：郭旃！
　　在郭旃的领导下，这个脱自怪胎的保护中心始终为西安市的申遗工作鞍前马后效劳。该中心不但于2007、2009和2013年分别承办了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丝绸之路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培训班、丝绸之路系列申遗协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国家文物局丝绸之路申遗工作推进会，而且，“为了更好、更快捷的完成文本的制作，使申遗文本与国际考查标准相吻合，有力推动陕西省的申遗工作，陕西省文物局特委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制作丝绸之路(陕西段)申遗文本”、还“积极参与了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遗产项目中的各项申遗工作”！
　　作为西安保护中心主任、一手炮制了陕西申遗文本的郭旃，不久之后又要作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前来对兴教寺申遗资质进行评估了！
　　由这样一位文物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豢养”的“专家”来代表国际社会的声音，可谓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样的“国际介入”，我们已经可以预测到国际专家考察和最后评估的结果。这种“自己家”对“自己家”的评估，结果还有悬念吗？
　　声称这样一位“全心全意为西安市政府申遗服务”的御用“国际”专家能够主持“公道”，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郭旃的关系网： 一切官方回应均属内部操作
　　自兴教寺事件肇事以来，所谓“专家”和官员几乎每天都在以其学术权威性影响着民众、左右着事态的发展。不妨先来回顾一下各路专家的经典语录：
　　陈同滨：他（宽树法师）直接在撒谎！非说这个跟房地产有关，也是绝对不成立的。
　　向德：要拆的都不是文物。
　　安家瑶：要拆除的是90年代建的僧舍和斋堂，灰砖的建筑与周围很不协调。
　　冯健：兴教寺退出不合时宜。兴教寺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最终还是政府说了算。
　　童明康：申遗不是目的。
　　这些专家和官员，或以其突破下限的智商、或以其破碎一地的节操、或以其罔顾事实的脸皮，均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而无论是金蝉脱壳还是移花接木，指鹿为马还是偷梁换柱，他们在避而不谈“驱赶僧团”这个问题本质上却是出奇的一致。果然是“英雄”所见略同吗？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和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的成员名单，却说明问题远没有如此简单。资料显示：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同时担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席、理事长、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陈同滨，同时担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
　　中国社科院安家瑶，同时担任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郭旃，同时担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主任、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和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巡视员。
　　西安市文物局副局长向德，同时担任西安博物院院长、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法人代表和管理委员会委员。
　　西安市申遗办公室负责人冯健，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副主任、管理委员会委员、西安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除此之外，担任西安丝路申遗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西安市市长董军，同时也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指导委员会委员。
　　一个个熟悉而又零散的名字，被“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保护中心”和“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贯穿到了一起。看似毫不相干的各路学者和官员，居然都成了这两个神奇组织密切联系下的“一家人”。他们全方位、多角度、有侧重、有简别地分析兴教寺拆迁的势在必行，为这个盘根错节、犬牙交错的关系网的核心——西安当地政府张目。
　　一场各领域专家的分析论证过程，竟由集体参演的专家“剧团”合演了一出欺哄世人的大戏。到现在为止，几乎国内专家的所有说法，都是他们的一家之言；而未来所谓国际专家的说法，终究也将是他们的一家之言。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对于西安整个兴教寺事件的回应，就只有这一家包办？这个神秘组织究竟隐藏着多少秘密？还有多少真相，我们不得而知？

劫难，并没有让兴教寺忘记众生。风雨飘摇中的兴教寺，依然睁着最亮的眼、怀着最热的心，为雅安祈福。于一份危难中祈祷化解另一份危难，这情怀是何等悲壮、又何等耀眼！他们明白，既然春天已到，多么顽固的坚冰都必定会融化，而天地也终将回温。悲痛，只会使人们更珍惜；压力，只能让大家更坚强。佛弟子们相信，心即世界：只要人间有爱，雅安必将涅磐重生；只要佛子心中信仰不倒，祖师道场定能得以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