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趣闻两则

中医趣闻两则

　　2004年第9期的《读者》杂志上，有一篇刘墨写傅斯年的文章，讲到了著名的傅孔之争，主要是一个有关中医争论的小故事。这颇引起了笔者的兴趣，经过一番深入探究，了解了其真相以及前因后果。在此不妨以傅孔之争为引子，谈一谈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
　　傅孔之争的主角中，傅者，傅斯年也；孔者，孔庚也。傅斯年(1896年～1950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为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又先后赴英、德留学。五四运动时期的北大学生领袖，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月始)。孔庚(1871年～1950年)，字文轩，号雯掀，湖北浠水(蕲水)人。年轻时留学日本，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同盟会，曾担任孙中山大本营参议、讨贼鄂军总司令，后为国民党参政院湖北委员。
　　刘墨对傅孔之争是这样讲述的：
　　有一次为中医问题，傅斯年反对孔庚的议案。两个人激烈辩论。孔庚当然辩不过傅斯年，于是在座位上开始辱骂傅斯年，说了许多的粗话。傅斯年气得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等到会散之后，傅斯年真的拦在门口要和孔庚决斗，可是他一见孔庚七十几的年纪，身体又非常瘦弱(傅的身体很胖，这是颇有名的)，立刻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吧!”
　　傅孔之争所为的中医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要牵扯到七十多年前为是否“废止中医”而激烈论争的一段历史。
　　1941年，孔庚在国民政府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提出了这样的提案：《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学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案》。傅孔之争，当因此而起。而其实质，则是支持中医和反对中医、废止中医的激烈交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了范围颇广也颇为激烈的中西医论争。反对中医者提出了“废止中医”等提案，他们甚至不屑称祖国的传统医学为中医或国医，而贬称之为“旧医”。而支持中医者以及中医界人士等对中医阵地进行了坚决的捍卫。在这段历史中，傅斯年的立场是站在坚决反对中医的阵营中，并且充当了先锋。
　　傅斯年，绰号“傅大炮”，是说他好冲动、敢说话、声音高。在当时，傅斯年是坚决反对提倡中医的。傅曾有这样的话：“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受的教育。”——当然，在当时持这种观点的也绝非傅斯年一人，余云岫(余岩)也是一位“废止中医”的急先锋，郝光明在《现代教育报》2001年9月21日A1版发表的一篇文章《一百年后还会有中医吗?》中提到：“直到建国初期，卫生部门受余云岫思想的影响还比较深，余云岫本人仍受器重。”
  学术之争演变为政治之争
　　关于这段中西医论争，邓文初在《“失语”的中医——民国初期中西医论争的话语分析》（发表于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开放时代》2003年第6期总第168期）一文对此论述得颇为详尽：
  　　中医的危机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在此期间，中西医的学理讨论溢出医学界而进入言论界，并进一步触动了政界乃至整个民国社会，饭碗问题与学理问题交织一起，学界人物与政界人物互为激荡，将一场本可以局限在学理层面的讨论闹得沸沸扬扬。中西医之争，仅影响极大的就发生过四次：1920年余云岫与杜亚泉的争论；1929年的废止中医案的争论；1934年发生在《大公报》、《独立评论》上的“所谓国医问题”的争论；1941年发生在国民政府参政会的傅斯年、孔庚之争。
　　1920年的论战缘于余云岫在《学艺》第2卷4号的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这一文章，被《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读出了对中医的“鄙薄蔑弃”之意，杜亚泉当即在《学艺》发表回应文章《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余云岫的《灵素商兑》一文，同样遭到了杜亚泉的批评。这次争论并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尽管像章太炎、吴检斋等人均在私下场合就中西医问题多有探讨。
　　1925年前后，中西医问题的论争趋于激烈，直接引出了此后的废止中医案。1929年国民政府下属的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这一事件引出了一次全国性的大争辩。1929年12月1日，全国医药团体临时代表大会四百多人聚会上海，通过向国民政府请愿的决议。关涉到数万中医生存的废止中医案，闹腾几遍医界与政界，官司打到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那里，最后是以一纸议案出台，又以一纸命令取消了事。事态的喧嚣盖过了学理的探讨。
　
　　第三次争论由傅斯年在《大公报》上的星期论文引起，1934年3月5日傅斯年的文章《所谓国医问题》引发了半年多长时间的争论，论争场地集中在《大公报》与《独立评论》。参与论争的有天津中医公会，也有具有西学背景的学人。《大公报》1934年8月13日、8月18日，《独立评论》第115号、118号、120号及121号刊发了一系列文章。但这次争论的硝烟并没有弥漫到政界，没有触及社会底层的神经。
　　而以傅斯年为主角的这场“骂中医”的戏还没有唱完，学界的硝烟在六年之后终于弥漫到政坛。1941年在国民政府参政会上(即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湖北参议员孔庚的议案《调整卫生行政机构，中西医并重，渐求汇合为一，增进民族健康以利抗战》引发了傅孔冲突，在此后的第三届会议第二次会议、第三届会议期间，孔庚继续提出内容大体相同的一系列议案：《请政府设国立新药厂达到药物自给加强国民经济动员案》、《动员全国中医设立中央国医院，各机关设立中医治疗所，保障军民健康案》，并得到四川参议员曹叔宝的附议。于是傅孔冲突便由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政坛之上的辩驳演化为人身侮辱。
　　可以看出，四次大的争议中的两次由傅斯年为主角。当时的争论就是如此的激烈，大争伴随大闹。张鸣文在《读书》杂志2003年第6期发表的文章《旧医，还是中医?——七十年前的废止中医风波》中指出：“1929年初，由国民党的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所谓的全国中央卫生会议”，“（这次会议）虽名曰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只限于各个通商大埠的医院(西医)的院长、著名医生和少量的卫生行政人员。在一九二九年那个时候，中国的西医……虽说内部派系纷乱，跟英国人学的叫英医，德国的叫德医，意大利的叫意(义)医，各守家法，互不相扰。但大家对付起中医来，却是同仇敌忾。……会上废止中医的呼声甚嚣尘上，结果是通过了一个‘旧医登记案’”。
　　当时有关废止中医药的提案共四项，分别是《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统一医士登录方法》、《制定中医登记年限》、《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其中，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基本包括了后三项提案的内容。他在提案中提出了彻底消灭中医的具体措施共六条。会上议决将上述四项提案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如《旧医登记案》规定，所有未满50岁从业未满20年的旧医(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由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业。而50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有限制，且不许宣传中医，不许开设中医学校。
　　闹剧演绎到了高潮，国民党政府卫生部“废止中医”的“决议”就这样出台了。此议一出，举国岐黄之徒为之哗然。于是由感染了民主之风的上海中医挑头，全国中医界发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请愿抗议活动。当年3月17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结果是旧医登记案不再甚盛，大家不了了之。
　　虽“废止中医”最终没有得逞，但“骂中医”之风却一时甚盛。这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三次、第四次论争。自1929年之后虽历时已十余年之久，从南京又到了重庆，傅斯年对中医之骂仍然是那么起劲，以致于要动老拳!读刘墨所写的傅孔之争，那傅斯年似乎很高大的形象，又很有礼让之举，而其真实面目则是坚决否认中医的作法(当然还可以归结到反传统之所谓“新”、“洋”做派)。傅斯年毕竟没有扬起他的老拳，而中医最终也没有被骂倒，更没有被废止。重庆那次国民党参政会的结果是孔庚关于“中西医并重”的提案得到了通过，这也许对此是个补充吧。
　　柏杨先生的《投奔中医记》
　　在了解了真实的背景之后，再来读傅孔之争，我们的心态是颇为复杂的。有人把当年的“废止中医”风波归因于文化范围内的中西冲突，它所引起的激荡范围远非仅仅限于中医层面。张鸣在《读书》杂志2003年第6期著文对“七十年前的废止中医风波”进行反思时谈到：“仔细想想，中医还是旧医，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过去了的老问题。中学的命运，跟中医也差不了多少”。既如此，让人了解那段历史绝对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也就不必仅限于与中医药相关的范围。
　　以下是台湾柏杨先生的《投奔中医记》的节选，其中有对傅斯年的评论之语，也有对中医的评论之语：
　　吾友傅斯年先生在世时，一提起中医就七窍生烟，一些新派洋派，对中医更是摇头摆尾。一位朋友，被我借钱看病借急啦，有一次抓住我领口——武林高手的锁喉战术，吼曰：“老头，你下跪也没有用，一文不给。要看病，我陪你去找西医，费用我包。”于是立刻又被押解秦重华大夫处。秦大夫亲自把我送到他的一位眼科朋友处，检查结果，学名是“黄斑部变性”，据说只有何仙姑下凡，才有希望。该朋友悻悻地掏出银子，摔到地上，我就捡起来仍去继续投奔中医。敬告读者老爷，我现在的尊眼除了看书看报有点差劲外，对于其他，看啥都行。看电影，看电视，尤其是看女人，无不得心应手，而且开起汽车来，更为灵光(如有仁人君子送我汽车，只管送好啦，不要客气)。
　　中医中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弃儿，被丢在阴暗的角落，一面任它自生自灭，一面嫌恶它为啥不去上学堂呀。中医之所以没有经过整理，大概是学医的中国同胞，都立竿见影地要挂招牌，马上赚钱，很少肯在不能马上赚钱的药理上下工夫，遂使弃儿一天比一天骨瘦如柴。再熬个几十年，如果仍没人伸出援手，中国这个优秀的文化结晶，恐怕要从地球上扫地出门，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人类文明的损失。
　　
　　不科学是中医最严重的致命伤。有时候看见有些中医老爷，口中念念有词，不像是治病，倒像是一位巫师在做法场，真能使人跃跃然想动脚踢其屁股。但事实上中药有其潜在的科学结构和科学原理，只是我们还没有弄明白那结构和原理的真相。傅斯年先生因为家人被中医治死，以致恨中医入骨。可是被西医治死的人更多。呜呼，凡是反对中医的朋友，包括傅斯年先生在内，几乎全都死在西医之手(除非老天保佑你，掉到河里淹死，或被汽车撞个魂归离恨天)，却没有人反对西医。

  

　　柏老就知道至少有一位洋大人对中医佩服得五体投地。提起此人，家喻户晓，乃美国前副总统洛克斐勒之父，第一任石油大王洛克斐勒之子，老洛克斐勒是也。想当年老洛害了眼疾，以他的银子，自不必像柏老一样发愁进当铺，可是再多的银子也治不好尊眼，走遍了英、法、德、奥。最后垂头丧气到了中国，中国朋友就用一种不值几文钱的草药灌之，本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理，料不到竟灌得他重见天日，使他对这个古老国度的医药，吓了一跳，就在北平建了一个迄今闻名世界的协和医院，专门研究中国医药。可惜的是，协和医院每天忙着看病，看病可以赚钱，而研究却是肉包子打狗。……

  

  

　　在近现代史上，傅斯年和孔庚都很值得研究，笔者在此仅仅从中医发展史的角度来探究傅孔相争这件事。在捍卫中医的那场斗争中，应当说孔庚不惜吃老拳的所作所为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似傅斯年等对中医的否定现在看来也已成过去了。但对中医如何继承发展以及发展道路的争论似乎并未停止过。

  

　　回顾中西论争与“废止中医”的这段历史，是否仍然有其现实意义，这值得回味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