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贝叶经

渐行渐远贝叶经

核心提示：
中国的贝叶经研究人才，面临着一个新的断层。如果不采取措施，等这一代学者故去，我们要想再研究梵文贝叶经，就只能像当初季羡林等前辈一样，到国外去学习梵文。

一，古稀学者志愿当图书馆编目员
“我来给你们编目录。”
当北京A图书馆编目组组长讪笑着说因为没有梵文人才无法编目上架而只能让贝叶经相关资料尘封于箱子里时，年过古稀的梵文研究专家Z教授热情地说。
没有梵文人才？我问Z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不是有印度语言专业吗？
“那个专业的学生，毕业了找不到工作，都转行了或者出国了。”
我还不死心：前段时间不是还有文章说，西藏的很多寺院都把梵文当作必修课吗？
“那是以前，现在已经很少了。”Z教授说。
Z教授说，中国现在对梵文、巴利文、佛经兼善的贝叶经研究专家，不超过20位。但他们中的多数人都不会关注贝叶经，因为，在职的都有沉重的课题任务，退休的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如今尚有原社科院远东所G研究员，以及民族大学年过耄耋的W教授等个别学者，还在偶尔回顾。
也就是说，中国的贝叶经研究人才，面临着一个新的断层。如果不采取措施，等这一代学者故去，我们要想再研究梵文贝叶经，就只能像当初季羡林等前辈一样，再次到国外去学习梵文。

二，写在树叶上的佛经
在QQ的另一端，一个朋友得知我正在关注贝叶经时，停顿了20秒钟（这是上百度搜索“贝叶经”词条的时间），发过来一个大吃一惊的表情：“你也喜欢上少数民族文化了？”
这句话立即让我大吃一惊。角色转换如此之快，具有戏剧效果。我立即抗议：“此贝叶经不是彼贝叶经！如此误解贝叶经，拒绝交流半小时。”
我把“贝叶经”输入百度，一点鼠标，跳出一个词条：“贝叶经：刻写在树叶上的傣族秘史”；“百度百科”的“贝叶经”词条，总共1508个字，其中只有一句完整的话提到贝叶经与佛教的关系：
“贝叶经是用铁笔在贝多罗（梵文Pattra）树叶上所刻写的佛教经文。”
当然，这句话已经说清楚了贝叶经的实质。如果要罗嗦，我也就想增加一句话：“贝叶经是浩若烟海的各语种的佛教典籍中最接近释迦牟尼核心教义的文本。”
看来，要让人们了解贝叶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对Z教授说。

三，“镇寺之宝”与“阿宝死了”
1990年，西南第一禅院重庆梁平双桂堂的镇寺之宝——梵文贝叶经被盗。随后，作为双桂堂标志、生长了300多年的一株金桂花树一夜间凋谢枯死。
类似的灵异故事，增加了贝叶经的神秘。全国各个寺院，也将贝叶经当作镇寺之宝。
贝叶经自传入东土，从当初的不自觉接受，到广泛译介，经过2000年的铁血烽火，到如今尘埃落定，其经历十分曲折。除了一部分被列强掠夺，其余贝叶经散落于全国各地，图书馆、寺院以及民间。甚至有台湾收藏家，在旧货市场看到了贝叶经。
海外列强对贝叶经的掠夺史简单列举如下：

19世纪中叶，英国霍格森从尼泊尔运走梵文贝叶经文献381部，从西藏运走《甘珠尔》《丹珠尔》；1873年，英国军医赖特在尼泊尔搜得梵文经本共850部，其中佛经325部；1908、1915年，斯坦因两次从中国劫掠了13570卷敦煌文书。
20世纪初，德国格林威德尔等人从中亚带走贝叶经和各种文字的写本10000余部。
20世纪初，法国伯希和从敦煌掠夺了10000余卷梵文贝叶经、绢画以及敦煌遗书。
20世纪初，苏联奥得尔捷夫等人先后在敦煌、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窃取了10000余部包括贝叶经在内的珍贵文献。

粗略的就这些了。
我有点走火入魔的味道了。我逢人必说贝叶经。我努力地向别人讲述什么是贝叶经；讲被掠夺的贝叶经；讲为什么要研究贝叶经；讲贝叶经的现状和将来。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就好比祥林嫂念叨她的儿子：阿宝死了。

四，“无须研究贝叶经。现有佛经够修行了”
我遇到一个佛教信徒，名号“大君”。他一瓢冷水，泼了我个劈头盖脸，浇得我透心凉。
“我在想研究贝叶经……”
“无需研究贝叶经。现有佛经够我们修行了。”大君说。
我懵了，半天没转过弯来，怯怯地说：“现在还有贝叶经没有汉译本……”
大君没等我说完，就抢过话头：“唐僧当年不是说过，捡优秀的翻译吗？”
当时我傻了，一个晚上没再说话。

当然，“大君”之流的话，不值得浪费口舌。
搜集、整理、研究贝叶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怎么讲都不过分。贝叶经是什么？贝叶经是佛经元典，是产生于天竺的、最接近佛陀原话的文本。
很多佛教信徒认为，现有佛经就是佛陀说的原话。其实不是。
搞翻译的人应该知道，翻译，是一种再创造。基于语言的差异性，我们甚至可以说，完美翻译是不可能的。不是有把《西游记》译成《猴子》、把《水浒传》译为《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的笑话吗，除了不同语言的“不可译性”外，不同翻译人员，对同一材料的理解也是千差万百的。中国佛经翻译第一人安世高开中国直译派之先河，被评为“信有余而雅不足”；大德支谦对《首楞严》等进行重译，是中国“意译派”的祖师，但同样被任继愈先生称为“雅顺而不甚忠于原文”。当人们面对不同译者的各种译本，以及在各种译本的基础之上衍生的种种著述，我们应该如何取舍？
正本清源。重温元典贝叶经，是我们的不错选择。

五，古稀老人：愿免费教授梵文以抢救贝叶经
我和Z教授对北京几大图书馆，进行了一次“摸底”。在B图书馆，我们看到很多印度的梵文书籍，哲学的，宗教的，曾经哺育过一个民族、甚至一个时代的伟大的思想，就这样，待在那些黑暗的、潮湿的、弥漫着淡淡的书香和浓浓的霉味的角落里，它们被世人遗忘。
Z教授爱不释手，不胜唏嘘。
Z教授30多年来，一直在默默地搜集、整理、研究贝叶经。季羡林先生健康的时候，他还有个倾述的、请教的对象；现在，98岁的季先生躺在病床上，视力、听力都差了，他也不好意思为此事去打扰。真有点那种，拔剑四顾的孤独和茫然。
满腹心事无处诉。我这个后辈，无意中成为他的少之又少的听众，真的是十分荣幸，受宠若惊。
我和Z教授谈起关于贝叶经的一些数据：

2002年，云南西双版纳州政府与云南大学贝叶文化研究中心等共同合作，着手翻译整理出版《中国贝叶经全集》100卷。其中包含了部分南传上座部佛教（即小乘佛教）的贝叶写本。
2007年，西藏自治区启动了对贝叶经的摸底调查，1年来，已经将拉萨市、山南和日喀则地区的寺庙、博物馆里的400多部梵文贝叶经登记造册。国家为此投入了980多万元。

1年，400多部，980万，这些数据显然很苍白。要想从这些数据上看出什么希望，估计不大可能。
不过，贝叶经现在是国家一级文物，一些寺院馆所也把它当成宝贝，高束焉，庋藏焉，一时半会不用担心列强抢跑了，这样又让人稍微心安。
但是，像A图书馆里那些未曾上架、尘封在箱子里的梵文一样，全国还有多少贝叶经，被遗忘在角落里，与灰尘、蛛网、蠹虫、老鼠为伴？
我们仿佛看到，贝叶经，渐行渐远。
Z教授说，人才。现在关键是人才。——我想，免费教几个梵文学生，以抢救贝叶经。
没过一会，Z教授又忍不住说：
我想免费教些学生，抢救贝叶经。

六，成就万世功德
免费教些学生，抢救贝叶经。
这位年过古稀的学者，面对自己倾注了半生心血的事业，所作出的决定，是那么悲壮，或者悲怆。
一个想起来就让人动容的决定，里边包含了多少不愿，不甘，不舍，以及永不放弃。
他想用一个人的力量，去抓住渐行渐远的贝叶经。——一个宗教，亿万人的灵魂家园，而他，在准备以一人之力，孤独地守护这个家园的甘露的最圣洁的源头。
让英雄孤独是可耻的。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
成就伟大的事业，需要无数一起跳动的心灵的共同参与。如果你关注文化，关注佛教，同时关注贝叶经，请与我联系——悲心居士，电话：13263370238；QQ：313495601；邮箱：l_zm@yahoo.cn。
佛说，奉献一分心力，成就万世功德！











附录：

贝叶经的历史与现状

一，佛经西来
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120年），霍去病率兵重创匈奴，缴获“祭天金人”一尊，带回长安。此“祭天金人”即佛像。
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来到长安，向博士景庐口授佛经《浮屠经》。
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汉明帝梦见一个高大金人，头顶四周闪耀着日月光辉。有大臣圆梦说，这是西域天竺国的神，叫做佛。汉明帝便派遣使者中郎将蔡愔、博士秦景等12人到天竺国（今印度）去请教佛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他们从天竺请来了两位佛教大师，竺法兰和迦叶摩腾，同时用白马驮回许多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经。汉明帝按照天竺佛寺的模样在洛阳建造了一座佛寺，命名为“白马寺”。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僧（玄奘）去西天（印度）取经，带回来657卷写在贝叶上的佛经，至今被珍藏在西安大雁塔中。
这些从天竺国带回来的、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佛经，就是“贝叶经”。

二，为什么叫“贝叶经”
贝叶，即贝多罗叶。属棕榈科的一种热带性植物，主要产于印度、缅甸、中国西南地区。叶子长且质地稠密。在纸张发明以前，古印度以贝多罗叶记载佛教经典及宫廷文献资料，现今南印度及南传佛教地区仍有人继续使用。
公元前1世纪时，比丘们为了便于弘法，便把佛经写在贝叶上，以免散佚。这些书写在贝叶上的佛经，被称为“贝叶经”。

三，贝叶经是怎么做成的
贝叶经的制作过程比较复杂。
（一）采叶。贝多罗树特别高大，不分枝，其叶硕大无朋，一片叶可盖满一面墙壁。用利刀除去叶脉，取得近30个叶片。每个叶片有两米多长，一端稍宽，另一端稍窄。
（二）水煮。把裁好的叶片横向卷起，放在大锅里用水蒸煮，然后捞出晾干。这样处理后，叶片就变得质地柔韧，不易拆断。
（三）磨光。在两根木桩上横架一根木棒，将晾干的叶片挂在木棒上，两手攥住叶片的两端，上下拉磨，把叶片的表层磨掉，使其变得洁白光润。
（四）裁割。用直尺和利刀把叶片裁切成可供书写和保存的小叶片。一般每片叶长约两60厘米，宽约8厘米。
（五）烫孔。用烧热的铁棍在切好的贝叶的中间（或两端）烫1个孔，以便用绳穿订。
（六）刻写。在烫好孔洞的贝叶上，用铁笔刻写经文。
（七）上色。刻写完毕之后，要用色料涂抹叶面，称为“上色”。
（八）装订。用细绳把刻好的贝叶穿在一起，打结，便订成了一部贝叶经。

四、贝叶经的历史与传播
最初，经、律、论三藏是以师徒相承、口口相授的方式流传，并没有见诸文字。至公元前1世纪前后，大乘初兴之际，才将口头的圣典抄写在贝叶上，成为卷帙浩繁的三藏经典。据文献记载，贝叶经的使用及传播，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公元1至10世纪，古印度佛教徒携带大批贝叶经，前往中亚、我国新疆、西藏和尼泊尔等地区弘扬佛教；这些地区的佛教徒也前往印度学习佛教，并带回大量贝叶经。佛教和佛教文化得到极大的传播、发展。
19世纪、20世纪初，西方列强从亚洲掠夺了大量贝叶经。

五，贝叶经都在哪里
梵文贝叶经诞生于古印度。但是，由于宗教纷争、战乱频仍、气候炎热潮湿等原因，古印度的贝叶经几乎已失传。
随着佛法东渐，大量贝叶经被僧人带到中亚及中南亚多个地区，分散于许多寺院。2000年中，这些贝叶经并未受到妥善保存，或藏于佛像，或置于老旧的房间，或藏于山洞；在尘封几世纪后再度被人发掘，或辗转市井，毁于兵荒，或远渡重洋，散于全球。迄今为止，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博物馆、收藏家那里，还保存着贝叶经。
现存于我国的贝叶经很少，仅在西安大雁塔、峨眉山、普陀山、中国国家博物馆、西藏、台湾等处存有少量版本。部分也散落民间。

六，欧美贝叶经研究现状
（一）英国：斯坦因洗劫敦煌莫高窟
1833年，英国驻尼泊尔公使霍格森，在尼泊尔收集梵文贝叶经文献381部和纸本梵夹多件，分赠给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65部。以后，霍格森又从西藏运走《甘珠尔》和《丹珠尔》到英国。1873年，英国驻尼泊尔公使的军医赖特在尼泊尔搜得梵文经本共850部，其中佛经325部。1880年，鲍尔到中国新疆“考古”，获得了写在桦树皮上的《孔雀王经》。1882年，戴维斯创立了巴利圣典会，又组建了“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后来释译了巴利佛教《摄阿毗达磨义论》和《长阿含》。他一生翻译佛教经论12部，撰写佛教著作30余部，主持出版了拉丁体巴利文三藏和注疏，著作等身。
1908、1915年，斯坦因两次从中国劫掠了13570卷敦煌文书，这使他成为研究中国学的专家。1933年，E•J•托马斯出版了《佛教思想史》。1937年，神父索西尔出版了《中国佛教术语辞典》。1955年，孔兹出版了英译本《大智度论》，印度裔学者穆尔蒂写作了《佛教的中心哲学》一书。
1970年以后，英国的佛教研究已从经典的校勘转向了佛教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出版了勃洛费尔德的《道教与佛教神秘主义》、特雷弗•林的《印度佛教复兴》《佛教帝国主义和战争》等。现在，英国有许多大学讲授佛学。伦敦大学甚至收藏了《房山石经》。
（二）德国：格林威德尔“收集”贝叶经
20世纪初，德国的格林威德尔等人，在中亚“收集”了贝叶经和各种文字的写本10000余部。1906年皮舍尔出版了《佛陀的生平与教义》一书，非常畅销。朱托伊特将《本生经》译成德文。贝克出版了《佛学——佛陀及其教义》。韦伯、纽曼、盖格、格拉泽纳普、瓦勒泽尔等人，将巴利佛典《相应部》译成德文，撰写了《巴利文学与巴利语》一书；研究梵文经典，如韦伯研究了《阿含经》；写作了《早期的佛教哲学基础》（1904）。纽曼、塞登斯杜车、奥登堡等人通力协作，把贝叶经中的巴利文阿含经全部译成了德文。
1942年，冯•格拉泽纳普编译了《佛陀思想》，发表了《佛教的神秘》。1944年，诺贝尔撰写了《金光明最圣王经：附有词汇表的藏文本》。瓦尔德史密特出版了《佛陀生命终极的传统》，翻译了《大涅槃经》《四眷属经》。1947年，施密特出版了《佛陀的教义》，次年编纂了《佛教字典》。1951年，德国僧人尼安那波尼伽将《尼波多经》译成德文。翌年，吕德斯出版《佛教原始经典语言的现象》。1962年，施林格夫写出了2卷本的《佛教》。此外，史密特豪森译介了《瑜伽师地论》；亨利•贝歇特的《南传佛教国家的佛教：国家与社会》一书，成为研究佛教的经典作品。
（三）法国：伯希和中亚“探险”贝叶经
1833年，英国人霍格森将尼泊尔的171部贝叶经和手抄佛典赠给了法国法兰西学院梵文教授尤金•鲍诺夫，以后又从北京给法国运去了北京版的西藏大藏经。1844年，鲍诺夫出版了“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印度佛教史导言》，研究了佛教的教义，介绍了《般若经》《楞伽经》等大乘经典。
1859年，法国驻斯里兰卡领事格保洛特“收集”了大量的巴利文贝叶经。
20世纪初，法国探险家伯希和、薛尼温•莱维，从印度、尼泊尔、巴勒斯坦、中国敦煌等地区，掠夺了数以万计的梵文贝叶经、绢画以及敦煌遗书。他们校勘《中边论颂》，翻译《大乘庄严经论》等。并出版多卷本辞书《法宝义林》。他们把巴利语三藏用罗马字母注出，又将其译成英法等语言，同时又对梵文文献和敦煌文献，以及于阗文、龟兹文、回鹘文、栗特文等文献做了研究与翻译，加以考证注疏，掀起了欧洲的“亚洲学史上的翻译运动”。佛教信仰者卡贝尔曾精心校订了全部巴利文大藏经。
（四）比利时：蒲山“引起佛学研究的革命”
1925年，魏莱•蒲山出版代表作《涅槃》。他将《俱舍论》《成唯识论》译成法文，校订《入菩提行经》等经书，编辑《敦煌藏文写本目录》，被认为“填补了在早期巴利著作之研究，及后来中观学说之间的裂缝”的一场“佛学研究的革命”。蒲山的学生拉摩特致力于研究、翻译和注解《大智度论》，并著《印度佛教史》，引起学界重视。
（五）意大利：杜齐8次进入西藏
从1929年起，意大利的杜齐（1894-1984）长期在尼泊尔、巴基斯坦地区调查，先后８次进入我国西藏，弄走大量贝叶经、绢画、写本等文物。1933年，他创建了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1950年开始主持出版60余卷本的《罗马东方丛书》。杜齐本人一共写过360余种著作，还对一些梵文贝叶经做了校勘。
（六）俄罗斯：沙皇下令收集贝叶经
18世纪时，俄国政府修建了桑格里寺。沙皇一世彼得大帝亲自下令收集藏、梵、中亚等各国文字的佛经抄本。1905、1914年，奥得尔捷夫、奥尔布格等人先后在敦煌盗走部分汉译佛典。另一些人则在我国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窃取了大量珍贵文献。据苏联科学院公布的资料，数目达1243部，但据日本学者的统计，为10000余部，占敦煌文书的总数四分之一。由于占有了这批资料，苏联皇家科学院组织了学者从事专门研究，最终形成了欧洲的彼得堡学派。
1919年，罗森堡经过研究《俱舍论》，发表了《佛教哲学问题》。彻尔巴斯基校订过大乘佛典《现观庄严论》八千颂及藏文本《俱舍论》（单品），撰写了不朽巨著《佛家逻辑》。1923年著《佛教中心概念以及达摩（法）一词之意义》，汉译本名《小乘佛学》；1927年著《佛教涅槃之中心概念》，汉译本名《大乘佛学》或《佛家涅槃论》。
（七）美国：洛克维尔两次进藏带走贝叶经。
对贝叶经佛典的研究，美国晚于英法德等国，但现在影响最大，成果最多。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人洛克维尔两次到西藏“探险”，带回数量不菲的梵文贝叶经以及其他文献资料，写作了《释迦牟尼传》（1907）等书。朗曼编纂了《梵文读本》，又在1890年出版了《佛教翻译》《经集》。亨利•克拉克•瓦伦终身残废，将其大部财产捐给了巴利圣典会。埃杰顿编辑了《佛教混合梵语：文法与辞典》，哈特编写了《梵语速成学习法》。A•K•纳拉因曾任联合国世界佛教研究会秘书长，曾经培养了数名华人博士。
1950年以后，美国的华裔学者十分活跃。陈观胜出版了佛教史著作《佛教的中国转化》。1970年，沈家祯创“世界宗教研究院”，其图书馆被认为是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之一。1975年，台湾名僧圣严法师在纽约建立了“中华佛教文化馆”，下设“三学研究院”和“禅中心”，发行《禅道通讯》和《禅杂志》刊物。净海和永惺法师在休士敦建“德州佛教会”，讲授佛学。

七，中国贝叶经研究现状
（一）清末民初：杨仁山创办金陵刻经处。
居士杨仁山创办了金陵刻经处，致力于佛教经典的整理、出版。同样的还有：扬州江北刻经处，常州天宁刻经处，天津刻经处，北京刻经处，三时学会，佛学书局等。它们或由僧人、寺院管理，或由居士承办；有的实行股份制，每股10元。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了一批学者著作，如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等。太虚、圆瑛等也出版了《太虚大师全书》、《印度之佛教》以及一些经疏。
（二）建国初期：金陵刻经处整理玄奘全集。
1950年，北京成立了现代佛学社，出版了《现代佛学》月刊。三时学会编纂了《汉藏佛教词汇》《亚洲各国佛教史要》等资料。赵朴初撰写了《中国的佛教》（英文）。李荣熙做了《百喻经》等佛典的英译工作和《锡兰佛教史》的汉译。叶均翻译了巴利藏经《清净道论》等。金陵刻经处整理了《玄奘译撰全集》400卷，英文《玄奘法师传》。整理拓印了房山云居寺石经。
（三）改革开放之后：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大藏经》。
1979年，吕激出版了建国以来第一本学术著作《中国佛学源流略讲》，1982年，吕潋出版了《西藏佛教史略》《佛教大藏经史（8～10世纪）》。1988年，出版了《佛教与中国文化》，次年，出版了《佛教文化面面观》，以及《贝叶文化》（1990）、《中国佛教文化论稿》（1991），周叔迦的《周叔迦佛学论文集》（1991）、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近年来，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华大藏经》，佛教协会拓印了重印了《乾隆大藏经》（亦称《龙藏》）。
（四）2000年以来：西藏清查贝叶经。
2002年，云南西双版纳州政府与云南大学贝叶文化研究中心等共同合作，着手翻译整理出版《中国贝叶经全集》100卷。其中包含了部分南传上座部佛教即小乘佛教的贝叶写本。
2007年，西藏自治区启动了对贝叶经的摸底调查，到2008年8月，已经将拉萨市、山南和日喀则地区的寺庙、博物馆里的部分梵文贝叶经登记造册。国家投入了980多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