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话
医话一、从“通治方”治病谈起：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遇见了一位老病友。他早年参加革命，１０多年前在艰苦的环境中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两膝关节及手指关节经常肿痛。最近几年关节变得有些畸形，行动屈伸受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每当阴天或下雨之前，膝关节就沉重发麻，相当痛苦。解放后，经过多种方法治疗，效果都不太理想。去年冬天，有一位中医大夫告诉他一个所谓“屡用有效”的治疗关节炎的“通治方”。他如获至宝地加以配制成丸剂，连续服用，至今已有４个多月，非但关节肿痛麻木没有减轻，而且还新添了鼻衄、目胀、口干、舌麻、大便燥结等病状。这张处方是：生草乌一两二钱，五灵脂一两，官桂四钱，地龙（炙）六钱，木鳖子六钱，当归一两，细辛三钱，麝香一钱（另研）。
上药共研细末，米粉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４丸，１日２次，温水送下。
看了这张处方后，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张治疗寒邪偏胜的“痛痹”方，可以说是古方“一粒金丹”的加减变方，其中的草乌辛热有大毒，而官桂、细辛、麝香又都是辛温香窜的药物，对于患者这样久病体虚、湿邪偏胜的“着痹”当然是不相宜的，所以就产生了不良的副作用，使病情反而更加复杂了。我再仔细琢磨一下，这张处方实际上并不是什么“通方”。
“通治方”即通用方，临床应用，至少应该具备药性平和及照顾全面两个特点，它应该是中医辨证施治理论基础上的产物。我们仍以关节炎做例子，这种病中医统称为“痹证”，大多由于风、寒、湿三种邪气的侵袭而形成。如果是风邪偏胜的，关节以游走性窜痛为主，叫“行痹”；如果寒邪偏胜，疼痛就比较剧烈，局部用热敷可以缓解，名为“痛痹”；若湿邪偏胜，则多表现为关节重着肿痛，称之为“着痹”。治疗这三类比较多见的痹证，有不少专门方剂可以斟酌使用。但古人考虑到痹证的致病因素虽然有风、寒、湿等多种邪气，临床症状却往往错综难分，因此可以研究用一个处方加减治疗三种不同痹证。于是在辨证施治原则的指导下，遂有像“三痹汤”（见喻嘉言《医门法律》）这样一个既能祛除邪气又能补益气血、滋养肝肾、正邪兼顾的方剂，广泛运用于临床。因为“三痹汤”加减确实可以治疗不同类型的痹证，所以后世就把它列为治疗痹证的常用“通方”之一。
若干年来，对于各种疾病所习用的有效“通方”已经不少，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用“通治方”呢？我认为首先应该掌握“通治方”所主治的各种疾病和病理机制以及病情发展变化的规律，而且要把八纲的属性辨识清楚，然后才能拟定使用“通治方”。对于每一个“通治方”的性质和适应证，应该心中有数，不可毫无根据地任意使用；更不能不假思索，轻率地将一些剧毒药和刺激性强烈以及性质极偏的药物，随便加入一般“通治方”中，这样才能避免产生某些意外的反应。
第五卷１３７二、“常法”治病失效之后对于各种常见多发性疾患，不论中医、西医都有一套常用的防治方法，可以称之为“常法”。
一个医生在诊疗方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熟习“常法”。但光是熟悉“常法”难以应付复杂多变的证情，因此还需要学习、掌握一些灵活变通、更能契合具体情况的治法，这种方法简称为“变法”。掌握“常法”与“变法”的多少及其运用的精确熟练程度，是厘定一个医生诊治水平高低的标尺。
最近我翻阅了清初张石顽先生的一个治案，案中谓：“癸卯元夕，周、徐二子过石顽斋头纵欲，次日皆病酒不能起，欲得葛花汤解酲。余曰：东垣葛花解酲汤，虽为伤酒专剂，然人禀气各有不同，周子纵饮则面热多渴，此酒气皆行阳明肌肉之分，多渴知热伤胃气，岂可重令开泄以耗津液，与四君子汤去甘草加藿香、木香、煨葛根、泽泻，下咽即苏；徐子久患精滑，饮则面色愈青，此素常肝胆用事，肾气并伤，酒气皆行筋骨，所以不上潮于面，葛花胃药，用之何益，与五苓散加人参倍肉桂，服后食顷，溲便如皂角汁而安。”（《张氏医通·卷二》）凡是学过中医的都很清楚葛花解酲汤是治疗伤酒的“常法”，而张石顽能“因人制方”，以“变法”取效。通过这个病案，使我联想到数年前自己的一个治例。１９６１年春，我出差去包头市搞中医教学，同时也承担一些治疗任务，有一位迁延性肝炎患者，症见右胁下痛胀，胸中痞闷、身疲肢倦，心中苦，善太息，大便燥结，小便微黄，食纳尚可，苔薄边红，脉象弦细。肝大肋缘下２ｃｍ，并无黄疸，肝功能有三项不正常。我认为系“肝郁夹热”，遂以丹栀逍遥散加减，并以越鞠丸９克入煎，服数剂后，患者觉胁痛轻减，其它症状也有所好转，我就守住原法继续治疗，久而久之，逐渐失效，原有症状复现，少腹有拘急疼痛，我觉得有些棘手，后写信向业师秦伯未老大夫请教。秦老复函略谓：“据述症情，可考虑用‘玉璜治肝燥胁痛法’。”我懂得了是让我试用清代魏玉璜先生的“一贯煎”方。按陆以?《冷庐医话》称此方主治肝燥胁痛、胃脘痛、疝瘕等症，方药为沙参、麦冬、地黄、枸杞子、川楝子、当归身，结合轻治患者口中苦燥，于原方中加入酒炒黄连，服后数日，胁痛顿减，以此方增损连服，诸症悉缓。２个月后肝功能恢复正常，肝在肋缘下已不能触及，最后以柔肝健脾法收功。
从这个治例给我不少启发，我起先用的丹栀逍遥散、越鞠丸是治疗“肝郁夹热”的“常法”，但方中有一些香燥劫耗肝阴的药，对经治的这位具有肝燥胁痛的患者是不相宜的。由此使我进一步体会到读书、临证均不可少，治病时心思须活泼细致。古代有不少名医能在其他人所用方内加上一味药即能奏效，如元代《伤寒金镜录》作者杜清碧病“脑疽”，自己开了防风通圣散，但连服无效，当时另一名医朱震亨替他诊治后说：“你何不将防风通圣散用酒制一下。”后来按朱氏的方法治疗，果然痊愈。又如明代的缪仲淳曾治一王姓遗精患者，病情相当重，甚至只要听到妇女的声音就会遗精，身体瘦弱已极，眼看不久于人世，一般医生都说没有办法了，缪仲淳的一个学生处了一方，以远志为君药，莲须、莲子为臣药，龙齿、茯神、潼蒺藜、牡蛎为佐使药，配了一料丸药，患者服后感到病状缓解一些，但遗精还是没有断，缪仲淳诊治后，认为学生这张方子配伍不错，于原方中另外加入鳔胶一味，按前法服用，一料丸剂尚未服完，病就好了。
因此，我想到作为一个医生，当用“常法”治病失效之后，应该一方面自己翻阅有关文献，从中求取借鉴，启发诊治思路；一方面向前辈师长虚心请教，必要时采取会诊或病案讨论的形式，第五卷１３８千方百计，集思广益。总之，为了病人的健康，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这样做。
三、中医诊疗中的法治与意治中医临证，要求在辨病和辨证的基础上“立法处方”。所谓“法治”，一般是在“辨证”之后，“论治”、处方之前必当确立的治疗原则和方法。试以便秘而言，如症见阳明胃实、燥渴谵语，属实闭，立法宜泻实通腑；老弱之人精血匮乏或产妇气血不足，以致肠胃失润之便秘为虚闭，当以养血润肠为法；口燥唇焦，舌苔黄，小便黄赤，喜冷恶热为热闭，立法宜清热导滞；唇淡口和，舌苔白，小便清，喜热恶寒，此属冷闭，治当以温润为法。掌握辨证和立法，是作为一个临床医生所必备的基本素质。
所谓“意治”，亦即在诊疗中体现“医者意也”之真谛。求“意”的关键是“在人思虑”，亦即辨证和考虑问题的细致全面，求取治疗之意理、掌握变通治法。所以说“医者意也”是指医生在精细分析因证前提下，经过认真思辨而获得的证治概念和处治活法。今仍以便秘为例谈一治案。
宋代权奸蔡京苦于便秘，请国医多人治疗均无效，蔡某又不愿服大黄通下，更使国医束手，史载之往诊，切脉后，嘱以二十文钱购买紫菀，研末冲服，“须臾大便遂通，元长（即蔡京）惊异，问其故。曰：‘大肠，肺之传道，今之秘结无它，以肺气浊耳。紫菀能清肺气，是以通也。’自此医名大进，元长深敬服之”。这种便秘治法，可谓灵变，属于“意治”的范畴，突出了医者在诊疗上的活法巧治。又以腰痛为例，一般医生根据“腰为肾之府”的理论，多从益肾施治，或据外感风、寒、湿等情况予以祛邪。而《医学广笔记》载述缪仲淳治李夫人因亡女，忽患腰痛，艰于转侧，甚则影响张口授食。前医或从肾虚论治，或从湿痰论治，均无效。缪氏细询因证指出非肾虚所致。
处方以白芍、制香附、橘红、白芷、肉桂、炙草、乳香、没药，加灯芯共研细末，“一剂腰痛脱然，觉通体痛，再煎滓服，立起。寻骇问故？仲淳曰：此在《素问》‘木郁则达之’，故诸君不识耳”，此例腰痛治法，与通常医籍所载迥异，同样说明缪氏长于“意治”、治法通权达变的特点。
但我们从事临床的同志，又不能一味地去追摹“意治”。重要的是，须有坚实的学术、临床基础，须运用科学、辩证的思维方法，并应理解“法治”与“意治”的密切关联。即“意治”不能脱离“法治”；“法治”在一定的辨证条件下，须以“意治”来加以体现，明·冯嘉会指出：“夫天下意与法原自相持，意缘法以行，而后驭之精；法传意以出，而后垂之永。”这是对“意治”与“法治”关系的精辟见解。
上述的“意治”案例，还启发医生在辨证中不可忽视“审因”。蔡京之便秘，因于肺气浊；李夫人之腰痛，因于亡女，肝木抑郁。故前者清肺气之浊而用紫菀末；后者达肝木之郁，故着重用疏郁缓痛治法。明代名医卢之颐指出医生于临证中宜防止“审因者略证，局证者昧因；知常而不及变，循变而反舍常”之偏向。意谓医生在辨证中须注意审因，审因中又当具体辨析临床所表现之不同证候。在治法上，既应“知常”（这是对医生诊疗的基本要求），又能“循变”（对医生在证治方面的较高要求），而所谓“循变”并非唾手可得，它是在熟悉常法、思虑精审的基础上产生的。
第五卷１３９四、活法巧治尝读清代医家俞震《古今医案按·原序》谓：“孟子言‘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巧者何？变通之谓也。巧固不能使人，其实不出规矩，人可即规矩以求巧。……病不依规矩以为患，医第循规矩以为治，常者生焉，变者死矣！转恨医之法未备也。不知法岂能备？要在乎用法之巧耳。……闻之名医能审一病之变与数病之变，而曲折以赴之。操纵于规矩之中，神明于规矩之外，靡不随手而应。始信法有尽而用法之巧无尽之也。”这段名言，对医者诊治病证有很大的启发。清·赵濂《医门补要·自序》亦谓：“……法贵乎活，治贵乎巧……”这是因为通常医者治病，大多熟悉常法，但欲更好地提高效应，尤当辨证精审，须识变法，掌握巧治，才能逐渐达到“操纵于规矩之中，神明于规矩之外”的境界。如果仅仅满足于习用方药，则常常不免酿致误弊。兹举数例古代名医在辨证治疗中识变、巧治的验案，以为临床者鉴。
（一）温疫脐下按痛“汪石山治一人，年弱冠，房劳后，忽洒洒恶寒，自汗发热，头、背、胃脘皆痛；唇赤舌强，呕吐，眼胞青色。医投补中益气，午后谵语恶热，小便长。初日脉皆细弱而数，次日脉即浮弦而数。医以手按脐下痛，议欲下之。遣书来问。汪曰：此疫也。疫而兼感，内伤重、外感轻耳！脐下痛者，肾水亏也。若用利药，是杀之也。古人云：疫有补、有降、有散，兹宜合补、降二法，用清暑益气汤（《脾胃论》方）除苍术、泽泻、五味，加生地、黄芩、石膏，服十余贴而安。”（明·江?《名医类案》卷一“温疫”）按：温疫而有脐下按痛，通常易被认为是实证而用下法。但因患者的明显诱因是在“房劳”后，脐下虽痛而无其他阳明腑实见症，况有恶热、小便长等表证未除之征。故汪氏据证分析，指出患者内伤重于外感。而“脐下痛”的辨证，当分虚实以确治法。此证结合溯因辨析，断为“肾水亏”，可谓独具慧眼。然温疫有肾水亏者，又不宜用群队滋腻、补肾之品，故以李杲清暑益气汤加减。重在清热生津、益气阴，其中生地有明显清热、滋肾效能。
（二）肾虚头痛“黄锦盛，头左大痛，医以为偏头风，凡疏风清火之药，服之其疼愈盛。观其脉盛筋强，纵欲必多，以至水因下竭而火愈上炽，宜养肝以熄风，滋阴以潜阳。仿济阴、复脉之例，参入（喻）嘉言畜鱼置介之法。予何首乌、阿胶、胡麻、麦冬、白芍、菊花、桑叶、牡蛎、龟板，药下其痛立止。
惟其房劳不节，加以服药不坚，宜其愈而复发也。凡阴虚头痛之证，法当准此。”（清·谢星焕《得心集医案》卷一）按：此案以偏头痛为突出主证，他医用疏风清火之剂，属于习用常法。但服之愈甚。谢氏抓住患者“纵欲”之内因，断为肝肾阴虚，其治揉合诸法，重在“养肝以熄风，滋阴以潜阳”。证治投契，故获捷效。
须予说明的是，肾虚头痛，其临床表现亦殊不一致。如明·李中梓诊“少宰蒋恬庵，头痛如破，昏重不宁，风药、血药、痰药久治无功，……（脉）尺微寸滑”（见《医宗必读》卷八）。李氏诊为“肾虚水泛为痰”，予地黄１２克，山药、丹皮、泽泻各３克，茯苓１０克，沉香２６克，日服４剂，两第五卷１４０天后，头痛减去十之六七，“更以七味丸人参汤送，五日其病若失”。此案前医以风药、血药、痰药治疗，均属世医治头痛习用常法，因未能精审得病之由，李氏据脉析证，基本上以六味地黄丸或七味都气丸加减取效。由此可见，对于一些因证不易审辨的患者，重视脉理的分析尤关紧要。
（三）痢疾用补“淮安郡候许同生令媛，痢疾腹痛，脉微而软。余（李中梓自称）曰：此气虚不能运化精微，其窘迫后重者乃下陷耳。用升阳散火汤一剂，继用补中益气汤十剂而愈。”（《医宗必读》卷七）“吾邑陆炳文，本富家子，年三十岁。时七月间患血痢，日夜百余度，肚腹疼痛。医悉用芩、连、阿胶、粟壳之剂，皆不效。其病反剧，家人惊怖。邀老医刘宗序脉之，曰：脾胃受伤，若用寒凉，病安得愈。投以四君子汤加干姜、附子，其夕病减半，旬日而愈。或问其故。刘曰：病者夏月食冰水、瓜果太多，致令脾家伤冷，血不得于四肢百脉，渗入肠胃间而下。吾所用附子、干姜，补中有散，其所伤冷毒，故得愈也。王汝言《（明医）杂著》有云：芩、连、芍药，为痢疾必用之，岂其然乎！”（明·俞弁《续药说》卷六“脾胃伤冷”）按：痢疾治法，率多选用芩、连、木香、芍药、白头翁、马齿苋、葛根、秦皮等药，此属常法。然又不能遇痢即予套用，当须细辨酌治。李中梓经治案，脉微而软，证由气虚下陷。初用升阳散火汤，后用补中益气汤。此二方本非用于治痢，以其脾虚气陷，抑遏阳气于脾土，故用之。刘宗序所治血痢案，因伤于冷毒所致，更不宜用芩、连等寒凉之品。遂以四君加姜、附，温中兼散，使“日夜百余度”之重症血痢得以治痊。
（四）心脾痛胁痛“江?南（即江?）治一妇，患心脾痛，弱甚。医以沉香、木香磨服之，其痛益增；且心前横痛，又兼小腹痛甚。其夫灼艾灸之，痛亦不减。江以桃仁承气汤去芒硝投之，一服而愈。”“虞恒德治一人，年四十余。因骑马跌仆，次年，左胁胀痛。医与小柴胡加草龙胆、青皮等药不效。诊其脉左手寸尺皆弦数而涩，关脉芤而急数，右三部唯数而虚。虞曰：明是死血证……用抵当丸一剂，下黑血二升许，后以四物汤加减调理而安。”（以上二案均见《名医类案》卷六）按：心脾痛主要指胃痛（或泛指上腹痛），胃痛在临床多用疏肝行气、温胃和中等法。此案之所以用桃仁承气汤去芒硝者，以其用行气药和温灸法，治不对证，而更兼“小腹痛甚”，是为蓄血之征，故用之。此法与通常所见心脾痛治法不同，主症虽为心脾痛，而治疗的着眼点则在“小腹痛甚”。疏方又与一般实证心脾痛有别。案２“胁痛”，当从脉诊中悟其治法。特别是左手脉有涩芤之象，主失血、血少；断其为死血者，以其有跌仆伤损史。故不宜以一般胁痛所常用的柴胡、青皮等疏肝利气之品与治。按抵当丸原治下焦蓄血证，虞恒德借以疗胁下死血。鉴于患者脉现芤象，明示失血之征。故于下瘀血后改用四物汤加减以养血柔肝。治法标本兼顾，层次井然。
（五）肝病胁痛“余尝治钮?村学博德厘之室人，肝痛脉虚，得食稍缓。用北沙参、石斛、归须、白芍、木瓜、甘草、云苓、鳖血炒柴胡、橘红，二剂，痛止后，用逍遥散加参、归、石斛、木瓜调理而愈。”（《冷庐第五卷１４１医话》卷三“肝病”）按：不少医生遇肝病、胁痛患者，辄喜用疏肝利气之品。我在青壮年时期治肝炎胁痛也常用柴胡疏肝汤加减，有时服药一二剂，疼痛即可有所缓解。但有些患者初服有效，嗣后复发，甚至胁痛愈甚。初不甚悟其谛理，后经业师秦伯未先生指点，加之阅历之增长，才对肝病的治法有较深刻的领会。我十分赞赏陆定圃有关肝病用药的见解。他说：“盖此证初起即宜用高鼓峰滋水清肝饮、魏玉璜一贯煎之类稍加疏肝之味，如鳖血炒柴胡、四制香附之类。俾肾水涵濡肝木，肝气得舒，肝火渐熄而痛自平。若专用疏泄则肝阴愈耗，病安得痊？”（见《冷庐医话》卷三》是故肝病而肝区疼痛者，不宜浪用香附、青皮、枳壳、豆蔻，亦不宜施以大剂龙胆草苦寒泻肝之品。
（六）潮热咳血缘于表热内陷“徐晓窗，年逾五十，形伟体强，忽患潮热咳血，楚南诸医，咸称血因火动，迭进寒凉，渐至胸紧头痛，不能自支，于是检囊归家，坐以待毙！延医数手，无非养阴清火；迨至饮食愈减，咳红日促。余（谢星焕自称）按脉象，紧数之至。且病经数月而形神未衰，声音犹重；肌肤虽热而厚衣不除，久病面色苍黑，额痛时如锥刺。内外谛审，并无内伤确据，一派外感阴证。伏思表邪入阴，扰乱营血，必当提出阳分，庶几营内可安。乃以参苏饮除半夏，加入止嗽散与服二剂，助以热粥，始得微汗；似觉头疼稍减，潮热颇息。以后加减出入不越二方，或增金钗、麦冬；或参泻白散。调理一月，药仅十服，沉疴竟起……”（《得心集医案》卷一）按：潮热咳血，多被看作是阴虚内热，并每以滋阴清肺为治疗大法。此案前经数医悉用寒凉，经谢氏详审辨证，确认并非内伤之证。案中标示患者脉象紧数，虽热而厚衣不除，兼有头痛等证，是为表热未除，热邪陷于营阴而致潮热咳血。与平素多见之阴虚潮热、血因火动者迥异。
（七）盗汗因于肝胆有火“壬申状元泰涧泉，三年盗汗，每寤衣被俱湿；饮食起居如常，经数十医不效。时余（指清·吴篁池）在都，因来就视。余诊之，六脉如丝，却悠扬无病，惟肝脉中取弦实。余曰：公之脉，六阴脉也。脉无他异，惟左关弦耳，此肝胆有火。……用小柴胡汤加当归、生地、丹皮、经霜桑叶，不数剂而痊。”（清·沈源《奇证汇》卷六）按：盗汗多属阴虚。此案经数十医治疗不效，案中虽未备述，恐亦不越滋阴、敛汗等治法。
此案有两点须予注意：其一，盗汗的程度是“衣被俱湿”，汗出量较通常久病盗汗者为多；其二，脉现弦实（特别是肝脉），这与阴虚盗汗所常见的细数脉有较明显的区别。
（八）“督脉失权”所致之五更泻“吴乐伦乃室，年近四旬。素患小产，每大便必在五更。服尽归脾、四神、理中之药，屡孕屡堕，大便仍在五更。诸医连进四神丸，不仅解未能移，并且沉困更甚。商治于余（谢星焕自称）。
诊毕，乐兄问曰：控荆虚不受补，将如之何？余曰：此乃八脉失调，尾闾不禁，病在奇经。……诸医丛事脏腑肠胃，药与病全无相涉，尝读《内经·骨空论》曰：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又曰：其络循阴器，合篡间，绕篡后，别绕臀。由是观之，督脉原司前后二阴。尊阃督脉失权，不司约束，故前堕胎而后晨泻也。又：冲为血海，任主胞治。治之之法，‘惟有斑龙顶第五卷１４２上珠（斑龙为鹿之代称，斑龙顶上珠即鹿茸），能补玉堂关下穴’。但久病肠滑，恐难以尽其神化，当遵‘下焦有病人难会，须用（禹）余粮赤石脂’，如斯处治，丝毫无爽。五更之泄，今已移矣；十月之胎，今已保矣。……《内经》一书，可不读乎！”（《得心集医案》卷五）按：五更泄泻，多属命火式微或脾肾两虚之病理，故世医多以四神、附子理中辈加减与治。
此案以上法数治不效，且有“屡孕屡堕”之候。谢氏认为“乃八脉失调，尾闾不禁，病在奇经”，与一般所见之五更泻病理有异。立方用鹿茸以峻补奇经及脾肾；因患者久病肠滑，须加用赤石脂、禹余粮。经治后，泄泻获痊，胎孕得保。综观此案，其论病及施治方药，颇能增长医者之见闻；对今人之泥学古方者，也有一定的启悟。
（九）肠风因于内伤寒凉太过“周慎斋治一人，患肠风。血大下不止，头晕倒地，三四年不愈，皆曰不可治。周诊脉左手沉细，右手豁大。此因内伤寒凉太过，致阳不鼓，故右脉沉细，血不归络；火浮于中，故尺脉豁大。用补中益气汤十贴；再用荆芥四两，川乌一两，醋面糊丸，空心服，愈。”（俞震《古今医案按选》）按：肠风多因外风入客或内风下乘所致。其治疗常法，外风宜槐角丸（《寿世保元》方）、脏连丸（《外科正宗》方）、柏叶汤（《寿世保元》方）；内风为主多宜用胃风汤（《和剂局方》方）加减。
此案“因内伤寒凉太过”，故不宜再施凉血、祛风、清肠之味，方用补中益气汤为主，这是肠风病证的一种特殊治法，后以荆芥、川乌制丸（即“乌荆丸”）治之而愈。乌荆丸与脏连丸为寒热霄壤对恃之方，以其恰合病机，故获神效。
（十）淋证由于败精留塞所致“杭州赵芸阁……其戚有为医误治，服利湿药以致危殆者二人，皆赵拯治获痊。其一患淋证，小便涩痛异常，服五苓、八正等益剧。赵询知小便浓浊，曰败精留塞隧道，非湿热也。用虎杖散入两头尖、韭根等与之，小便得通而愈……”（《冷庐医话》卷三）按：由于淋证多属下焦湿热，用五苓散、八正散早被视为常法。但此案病理属“败精留塞隧道”，方用《证治准绳》虎杖散（即单味“虎杖”）加两头尖、韭根等以泄浊通闭，在治法上可谓异军突起。
五、“冬虫夏草”题外谈生物界有些现象常常是异乎常理地奇怪。了解这些奇怪的现象，不但能够开拓知识境界，而且有时还能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冬虫夏草”就是一例。
“冬虫夏草”是一味比较常用的中药，简称“虫草”。相传，都说它“冬在土中，身活如老蚕，有毛能动，至夏则毛出土上，连身俱化为草，若不取，至冬俱化为虫”（清·吴仪洛《本草从新》）。
对于这种说法，从前我一直是不相信的。因为我读过几本《生物学入门》一类的书，知道生物进化的历史漫长得惊人，知道从动物到植物，又从植物到动物这么来回折腾，漫说一年，就是千百年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碰到有人说起“冬虫夏草”，我常是在心底暗笑别人的无知，毫不怀疑地认定那是“无稽之谈”。
第五卷１４３最近读了一些科学著作，谁知无知的竟是我，而不是被我暗笑的别人。
根据近代生药学的研究，“虫草”是一种“虫菌复合体”。在冬季，一种属于真菌类子囊菌纲的菌丝侵入寄生于某些鳞翅目昆虫的幼体中，菌丝为了生长繁育，就吸取这种虫体内的养料，直到幼虫整个体腔都为菌丝所充填而死。春季，细菌长出棒状菌座（即子实体），穿出幼虫的头部，并伸出于泥土之外。到了夏天，这种草苗长约３ｃｍ左右。怎想到，“无稽之谈”竟是有根有据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２０００多年前孔老夫子这句话是说得高明极了。但是，在纷纭复杂的具体事物面前，人们常常不容易知道自己究竟是“知”呢还是“不知”。我们总是比较容易过高地估价自己对于客观事物的了解，容易相信自己主观上的聪明、知识和经验，因此也就容易不自觉地“强不知以为知”，总以为自己对，而别人不对。我过去认为“冬虫夏草”之说是“无稽之谈”，就是一个例子。
然而，话还得说回来，“冬虫夏草”之说，本来也自有它不够科学的地方。例如说它“连身俱化为草”，好端端的一只虫会变成一株草，这么离奇，有一点科学知识的人，自然很不容易相信。
实际上，在长出“草苗”以后，虫体还存在，是寄生的菌丝吸取了虫体内的养分和长满了虫的躯体，把虫涨死了。这时虫体外形像老蚕，呈淡棕色或黄褐色，背部有多数横皱，胸部有足四对。
只不过有些地方采“虫草”是在春季积雪未化之前，当时只有“草苗”露在雪面，看不见虫体罢了。就是这些说得不很妥切的地方使我长时期不相信。
在别的问题上，类似这样的情况，常常也正是我们容易自以为是的地方。对于显然是正确的意见，一般说来，我们是容易接受的。对于一些很明显的使人觉得不容易判断是非的意见，我们也常常会谨慎从事，下功夫去弄清楚。独独对于那些貌似荒诞，实际上却包含着真理或部分真理的意见，我们却容易凭着自己的一知半解，轻易地否定它———把正确的和不正确的部分，一古脑儿地都否定了。
达尔文说过：“多少年来，我守着一条戒律，就是凡所见所闻与我得之结论略有不同的，必记载之。据我的经验，我最容易忘记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达尔文在这里说的是对待不同意见的态度，我看是很好的一句话。不同的意见，特别是那些貌似错误的不同意见，常常正是我们最容易忘记，最容易轻易否定的东西。怎么办呢？首先还是思想上要谦虚些再谦虚些，方法上多作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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