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摘自《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序言
《张居正讲解四书》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连同翰林院讲官等人专门写给当时的小万历皇帝朱翊钧（明神宗）一人读的。
该书曾在明朝年间得到刻印，根据记载，“1651年张居正所注《四书》再次付梓，题《张阁老直解》。吴伟业在为这部书所作的序中谈到张居正给孩提时的万历皇帝当老师时，充满羡慕之情。”（注：伦德贝克：《首辅张居正和中国早期的耶稣会士》，第5页；戴维·E·芒杰罗：《耶稣会士翻译〈四书〉》，第14页。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崇祯四年进士,官左庶子。弘光朝,任少詹事。入清顺治时,官国子监祭酒,以母丧告假归里。）
康熙年间，内阁学士徐乾学（徐乾学，字原一，号健庵，昆山（今属江苏）人。康熙九年进士，官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又将此书翻刻。该刻本至今在民间依旧有流传，可见该书当时影响之大。
康熙帝在读此书后如此说道：“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义俱精实,无泛设之词,可为法也。”
张居正，汉族，字叔大，少名白圭，号太岳，谥号“文忠”，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明代最优秀的首辅，最好的政治家。
嘉靖四年(1525年)，当张居正在荆州江陵(今属湖北)的一位秀才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一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白圭报考生员，其机敏伶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他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这一年，居正补府学生。四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又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湖广巡抚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后可赐编修。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的结果是夏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回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家境本就贫寒的居正，在乡间体会到了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恻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官右春坊右渝德， 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渝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王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官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这一年，世宗殁，裕王继位，是为明穆宗。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年)，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因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泽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官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当政期间，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后发生嫌隙。高拱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遂联合冯保，撺掇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这样，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
平心而论，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朝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在《陈六事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做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张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在于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还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巩固边防的工作。
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请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崇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崇古，要其妥善安置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张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鉴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崇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崇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做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汉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亲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问题。
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是有深刻认识的。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到各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发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实数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更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竟“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商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几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铢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若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
张居正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大明王朝的统治，但这一系列改革措施都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促进了经济发展，他不愧为中国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却缺少豁达的风度，他的改革又触动了一些官僚集团的利益，自己又不甚检点，给反对派留下了许多口实，在1582年(万历十年)他病逝以后，新法全部被推翻，自己也身败名裂。而导火线则是1577年(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死后“夺情”事件。
封建官员父母死了，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至少27个月)，假如政务紧急，离开不得，那么皇上可以“强迫”他留在任上，不回去尽孝子之情，算“夺情”。这一办法只能在极特殊情况下偶然一用。此时十五岁的皇帝离不开张先生，张居正也觉得改革正在展开，如离开，恐中间有变，户部侍郎李幼孜想讨好张居正，就首先上疏提出丧期内张居正不去职，以丧服办公，两宫太后也不愿张先生离职，于是张居正决定遵旨“夺情”了，但当时就有许多人认为这样做不可以，这些人都遭到了廷杖、贬斥甚至流放等。
第二年，张居正的父亲死去一周年，张居正请假，回原籍安葬父亲，皇帝给了他三个月假。张居正带随从和护卫还乡，一路上地方大员郊迎郊送，还送上许多赆仪和奠金。而江陵城为张居正的父亲葬礼，倾城出动，葬礼空前的盛大。张居正安 葬完父亲回京，司礼太监何进代表皇帝偕百官在郊外迎接，两宫太后也各派太监李琦、李用来宣谕慰问，恩宠甚加。但神宗自即位以来，由冯保照料他的生活，关怀 备至，稍不听话，马上去报告慈圣太后，慈圣对皇帝训导很严，每每说：“要是张先生知道了，怎么办?”神宗皇帝很怕张先生，渐渐长大了，心里有一种压抑感，开始讨厌张先生了。
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攻了。反对派把矛头对准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神宗皇帝此时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他要自己“乾纲独断”，于是下令取消“一条鞭法”。其实已把矛头指向了张居正。反对派们更加活跃了，被冯保、张居正排挤走的前任首辅高拱也送来了《病榻遗言》，为自己申冤，辽王妃王氏也上来奏疏，说张居正诬陷辽王，霸占王府(张居正在老家江陵城住的是获罪辽王的王府)，神宗终于给张居正加上了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等罪，下诏抄了张居正家，并把其子弟全发配到“烟瘴地面”。
在朝野一片诋毁声中，只有学者李贽替张居正说了公道话，称颂张居正是“宰相文杰”。到了熹宗在朝时，有人称道张居正，熹宗下诏恢复了张居正过去的官职，并安葬祭祀，1630年(崇祯三年)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人上诉为张居正鸣冤，崇祯恢复了二个荫职及诰命，并恢复了张居正之子张敬修的官职。
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朱东润在其名著《张居正大传·序》中概略性地评述道：
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也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整个政局是混乱，以后数十年，还是混乱；只有在这十年之中，是比较清明的时代，敌人由分化到崩溃，中国处在安定的状态中，并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为划时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
在张居正的一生中，除了宰相这一角色，另一重要的角色就是帝师。
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续-《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摘自《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从《周礼》记大宰掌教之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开始，为帝王师，就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追求和人格理想。此理想长期给予知识分子自信与勇气，激励他们以经国事业为抱负，鼓舞他们在困窘之际积极进取，全力实现这一荣耀。然而，在“天地君亲师”这个特殊的文化传统里，君是五者的中心。因为传统的力量过于强大，才让“君”对“师”的地位保持一定的尊重。但是“师”自古就不能对“君”的地位有所僭越。“帝王师” 这个三位一体的构架，是必须由“帝王”来最后确定“师”的身份和使命。这种爵位或者荣耀，与国家其他的爵位或者荣耀并无本质区别。这种对德高才大之臣的嘉勉、夺予对于帝王而言，都易如反掌。嘉靖帝太傅杨溥，曾以谏帝起居，受廷杖。
张居正逝世前九天，万历加封他以太师衔。这是自开国以来二百年未有之荣。万历十一年六月，即褫夺故太师三子官职，撤太师衔。十二年五月，抄没其家，拷迫致死张之长子。九月，下诏总其罪。戏剧性的场面接踵而来，使我们对“帝王师”的地位不得不做重新的审视了。
作为首辅，张居正是优秀的，作为“帝师”， 张居正同样是杰出的。
作为老师，张居正全面负责小皇帝的学习。他亲自总结自尧、舜以来历代帝王治国的得失经验，撰写了《帝鉴图说》作为教材。这本书以讲故事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讲授帝王行政之道。每个故事还配上精美的图画，图文并茂，以引起小皇帝的学习兴趣。书中取了历代帝王为人为事、治家治国的故事共一百一十七则，定名历 史哲芳规；又取历代昏君荒淫奢侈、任人唯亲致国家丧辱的故事三十六则，收入下篇定名狂愚覆辙，在每则故事后评论解说配以精美插图，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张居正编辑此书，可谓用心良苦，费劲心机。
张居正讲解的《四书》一样是为小皇帝朱翊钧而编写的。从内容和语气看来，成书的时间应该也很接近。张居正本人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对于孔孟的儒家学说，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创意，他不主张死读书，而是要参透经书背后的语境，这从其讲解中不难看出。
张居正对小皇帝的要求非常严格，每天布置功课，如果小皇帝没有认真背诵或领会，就会遭到严厉的斥责。有一次，万历皇帝读《论语·乡党》时，把“色勃如也”读成了“色背如也”。张居正当着众大臣的面，厉声喝道 ：“应该读作‘勃’！”吓得小皇帝忙低头纠正。平时，如果小皇帝背着张居正做了越制出轨的事情，冯保就会吓唬他：“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小皇帝听了，很快就会收敛自己。虽然四书五经抽象深奥、枯燥无味，万历皇帝还是仔细听、认真学。有一天，张居正询问他的学习情况，他说：“昨天一位讲官在讲解《大学》时，讲错了字，我本想给他纠正，又担心他害怕，就未敢当面指正。”张居正心中大悦，心想 ：“皇帝长大了，也知道体贴人了。”
作为“帝王师”，张居正费尽心血希望他的学生通过学习优秀的经典而成为一位明君，能够造福百姓。然而，张居正费尽心机，换来的却是大明王朝的迅速衰落。
张居正死后，改革被废止，朝廷又一天天地走向没落。朱翊钧是一个尽情享乐的皇帝。他成年亲政后，却不常视朝，深居内宫。不仅在世时要享受，还想到死后 的安乐，早早筹划自己的陵寝，建造定陵耗时达6年之久。他还有一个不择手段亲自聚敛钱财的恶习，提倡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 上的标淮。为了在全国范围内聚敛民财，他派出大批宦官，分赴各地充当矿监、税使，肆意搜刮民脂民膏。这使得人心汹汹，民变纷起，社会越发动荡不安。统治阶级内部更加矛盾重重。
由于他不理朝政，大臣的奏章，他的谕旨，全靠内侍传达。册立太子的大事久拖不决，导致官僚集团各派之间互相火拼，党争也愈演愈烈。东林党人与邪党的斗争水火不容，持续了很久，明王朝到了崩溃的边缘。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翊钧在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中死去，终年 58岁。葬于定陵，庙号为神宗。
《明史》神宗的本纪结尾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个明朝享国时间最长的皇帝，庙号神宗，实为寓贬于褒，是说他神龙见首不见尾，隐居深宫数十年，不见朝臣，不理朝政，致使到万历末年，国家的官吏已经缺了一半。他又是个死要钱的皇帝，放出太监四处扰民搜刮（如开矿事），民间连养只鸡也要缴税。
对这样一个皇帝，实在没什么好说的，说明朝亡在他手上，崇祯来背了黑锅并不过分，且看神宗的本纪，到了万历30年之后，年年不是“日有食之”就是“京师地震”，或者干旱或者水涝。其中万历31年农历5月“凤阳大雨雹，毁皇陵殿脊”，到32年“雷火焚长陵明楼”，“昌平大水，坏长、泰、康、昭四陵石梁”，即使不信天象示警这些的，看了也真是令人触目惊心，仿佛明朝先灵不安，亡国之兆已现。
好在张居正的苦心没有白费，几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读他当年对《四书》的点评，不得不让人佩服其视野之开阔，点评之精要。张居正是当时的神童，又是首辅大臣，位高权重，他的讲解，常常一语中的，把有关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讲解细致，措辞简练，文笔优美，今日国人学习经典，以此作为入门教材，实为最佳之选。
大学
大学，是大人之学。这一本书中说的都是大人修已治人的大道理。故书名为《大学》。
【原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译文】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民众弃旧图新，在于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张居正讲解】这一章是孔子的经文，这一节是经文中的纲领。孔子说：“大人为学的道理有三件：一件在明明德。上明字，是用功夫去明他；明德，是人心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的本体。但有生以后，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有时而昏，故必加学问之功，以冲开气禀之拘，克去物欲之蔽，使心之本体，依旧光明，譬如镜子昏了，磨得还明一般，这才是有本之学，所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件在亲民。亲字，当作新字，是鼓舞作兴的意思；民，是天下的人，天下之人，也都有这明德，但被习俗染坏了，我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鼓舞作兴，使之革去旧染之污，亦有以明其明德。譬如衣服涴了，洗得重新一般，这才是有用之学，所以《大学》之道，在新民。一件在止于至善。止，是住到个处所不迁动的意思；至善，是事理当然之极；大人明己德、新民德，不可苟且便了，务使己德无一毫之不明，民德无一人之不新，到那极好的去处，方才住了。譬如赴家的一般，必要走到家里才住，这才是学之成处，所以《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这三件在《大学》如网之有纲，衣之有领，乃学者之要务，而有天下之责者，尤当究心也。
【今评】《礼记·大学》的“大学”，在先秦时代读作“太学”，宋以后一般读作“大学”。《大学》并不是一本书，它是《礼记》中的第42篇。《礼记》是先秦的一本古籍，由西汉经学家戴圣根据自己的见识，在加入一些文献之后收集整理而成的一部总集，其中像《大学》、《中庸》等都并不是汉代的文献，而是先秦的文献。《礼记》意思就是对人们所应当遵守的礼节、仪式的记载。到了宋代，由于当时理学思想的需要，《大学》、《中庸》的“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和“中和”的处世思想进一步受到重视，而这些又是同宋代大儒朱熹的努力密切相连。朱熹在《大学》的开篇之前有一段提示，而且是引用他人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大学之道”第一条纲领是“在明明德”。“在明明德”就是要去明白、弄清楚并且彰显人人内心原有的光辉品德。儒家强调“人之初，性本善”，说明人的本性原来就像赤子之心一样，生下来不是恶的。之所以长大了以后，有的变成了很好的青年，而有的却变成了罪犯恶人，呈现如此之大的差异，就在于后天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大学之道”的第一个纲领“明明德”，主要强调的是自我启蒙。第二个纲领是“亲民”，对“亲民”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亲民就是亲近人民，程颐认为“亲，当读作新”，朱熹继承程颐的观点，认为“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己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明明德”意味着当人明白“大学之道”，应进一步去启迪自己而去掉杂欲，才能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而“亲民”则告诫人们，通过自我完善而获得的心性提升成果不能一人独享。因为，知识不能独享，一旦人经过自我启蒙获得了刚健清新的人生境界后，还有去除其他人之愚昧的义务，从而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去掉蒙昧，走向新生。
第三个纲领是“止于至善”，一个人只有达到很高的道德水平之后，才能做到，有所必为有所不为，有所能有所不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至善”是一种理想化的人生取向。
【原文】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译文】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够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够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够有所收获。
【张居正讲解】这一节是承上文说明德、新民所以得止至善之由。止，就是止于至善的止字；定，是志有定向。人若能先晓得那所当止的去处，其志便有定向，无所疑惑，所以说知止而后有定。静，是心不乱动，所向既定，心里便自有个主张，不乱动了，所以说定而后能静。定，是安稳的意思，心里既不乱动，自然随处皆安，凡物都动摇他不得，所以说静而后能安。虑，是处事精详，心里既是安闲，则遇事之来，便能仔细思量，不忙不错，所以说安而后能虑。得，是得其所止，既能处事精详，则事事自然停当，凡明德、新民，都得了所当止的至善，所以说虑而后能得。夫由知止而后至于能得，可见欲止至善者，必当先知所止也。
【今评】“知止而后有定”中的“知止”是说知道自己的目的，就是知道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强调要心静、心止。“定”是说知道了目的所在，然后意志才会有定力。“定而后能静”是说意志有了定力，心才能清静，才能安静下来。“定”指人的定力，如果人云亦云，一味追赶潮流，那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浮躁的、随风飘荡的人，这就是没有“定”，之所以要清心是因为内心的余念、杂念太多，人在社会上就会变得非常浮躁。浮躁的结果就是出现内在的一些疾病，这个疾病表现出来就是妄动。妄动就是不按规律去动，不顾现实条件去动，执意按照自己的躁动之心奇思怪想去动，甚至是超越了现实的条件去乱动，不懂进退，不懂秩序，不懂得给自己定位，其结果就是不能“安”。不安就有危险，这是儒家所不愿看到的。当今的社会上诱惑较之古代又不知道多了多少倍，所以我们更要做到心有定力，随遇而安，在嘈杂喧嚣的社会中保持一颗宁静的心，这样才能静下心来思考自己和社会的问题，做了这样的思考之后，事业和思想自然会豁然开朗，有所进步。
【原文】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译文】每样东西都有根本有枝末，每件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明白了这本末始终的道理，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
【张居正讲解】这一节是总结上面两节的意思。物，指明德、新民而言；本，是根本，末，是末梢。明德了才可新民，便是明德为本，新民为末，恰似树有根梢一般。事，指知止、能得而言；终，是临了；始，是起头；知止了，方才能得，便是知止为始，能得为终，如凡事都有个头尾一般。这本与始，是第一要紧的，该先做；末与终，是第二节功夫，该后面做。人能晓得这先后的次序顺着做去，则路分不差，自然可以明德新民，可以知止能得，而于大学之道，为不远矣。
【今评】这段话主要强调“溯本正源”。人总是被一些支流末节、细微琐碎的东西左右，而忘掉了真正的本原性和根本性所在。要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要知道开端与终结，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要知道什么是本原什么是末流支节。这是一个从“知”到“行”的过程。让人明白本心，然后去知道社会世界秩序的真正的方向，最后知道事情的路径、程序。只有这样，才能培养根本，才不会本末倒置，才不会去坑害他人，同时也不再去醉心于蝇头小利而忘掉了自己的本性。否则，就像《圣经》所说:你获得了整个世界，你获得了天底下所有的金钱，而你失掉了灵魂，你还剩下什么呢？你怎么去赎回你的灵魂呢？
【原文】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译文】古代想把彰明光明正大的品德推及天下的人，就要先治理整个国家。想要治理整个国家的人，先要在家族里实行平等；想要在家族里实行平等的人，先要修养自身；想要修养自身的人，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性；想要端正自己的心性的人，先要使自己意念诚挚；想要使自己意念诚挚的人，先要达到认识明确；而达到认识明确的方法就在于探究事物的原理。
【张居正讲解】这一节是《大学》的条目功夫，其序如此。诚，是实；致，是推及；知，是识；格，是至；物，是事物。孔子说：“明德新民，固大人分内之事，而功夫条目，则有所当先。在昔古之人君，任治教之责，要使天下之人，都有以明其明德者，必先施教化，治了一国的人，然后由近以及远。盖天下之本在国，故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也。然要治一国的人，又必先整齐其家人，以为一国的观法，盖国之本在家，故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也。然要齐一家的人，又必先修治己身，以为一家之观法，盖家之本在身，故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也。身不易修，而心乃身之主宰，若要修身，又必先持守得心里端正，无一些偏邪，然后身之所行，能当于理。所以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不易正，而意乃心之发动，若要心正，又必先实其意念之所发不少涉于欺妄，然后心之本体能得其正。所以说，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至于心之明觉谓之知，若要诚实其意，又必先推及吾心之知，见得道理无不明白，然后意之所发或真或妄，不致错杂，所以说，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理之散见寓于物，若要推及其知，在于穷究事物之理，直到那至极的去处，然后所知无有不尽，所以说，致知在格物。”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明明德的条目；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是新民的条目；人能知所先后，而循序为功，则己德明、民德新，而止至善在其中矣。《大学》之道，岂有外于此哉！
【今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学》中的“八目”，这“八目”是《大学》的核心思想，因为《大学》后面的章节都是在阐释这“八目”，阐释如何通过“八目”的修行，而达到“三纲”的最高境界。
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续-《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摘自《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家是国家的最小细胞，家是个体安顿自己身体的一个基本单元。没有家，人将漂泊无依；没有家，国将变得不稳定，所以人们总是期望“家和万事兴”。因此，儒家把进退有序、长幼有序的“齐家”看成是一个人成年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走向社会的第一步就是在家族里边要言行规范，要能够齐家。人是个体的人，也是社会的人，他要参与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首先就是家，然后是国，而修养或责任的实施也是由“齐家”到“治国”。中国有一句话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正说明天下的事国家的事不是和个人没有关系的。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观点。如果国将不国，家何为，人何在?在这个意义上，家国与个人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人必须从自身做起，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素质，以身作则，才能言出令行。
【原文】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译文】探究了事物的原理而后才能够智识提高，通达明理，智识提高，通达明理而后意念才会诚挚，意念诚挚而后心性才能端正，心性端正而后自身才有修养，自身修养而后才能使家族整饬规范，家族整饬规范而后整个国家才能得到治理，国家得到治理而后天下才有太平。
【张居正讲解】这一节是复说上文的意思。至，是尽处，人能于天下事物的道理，一一都穷究到极处，然后心里通明洞达，无少亏蔽，而知于是乎可至。夫物格而后知至，可见致知在于格物也。知既到了至处，然后善恶真妄，见得分明，心上发出来的念虑，都是真实，无些虚假，而意于是乎可诚。夫知至而后意诚，可见欲诚其意者，当先致其知也。意诚，然后能去得私欲，还得天理，而虚灵之本体，可以端正而无偏。夫意诚而后心正，可见欲正其心者，当先诚其意也。正心，然后能检束其身，以就规矩，凡所举动，皆合道理，而后身无不修。夫心正而后身修，可见欲修其身者，当先正其心也。身修，然后能感化那一家的人，都遵我的约束，家可得而齐矣。夫身修而后家齐，可见欲齐其家者，当先修其身也。家齐，然后能感化那一国的人，都听我的教训，国可得而治矣。夫家齐而后国治，可见欲治其国者，当先齐其家也。国治，然后能感化那天下的人，都做良民善众，与国人一般，天下可得而平矣。夫国治而后天下平，可见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当先治其国也。物格知至，是知所止了。意诚、心正、身修，是明德得其所止的事；家齐、国治、天下平，是新民得其所止的事；圣经反复言之，一以见其次第不可紊乱，一以见其功夫不可缺略，此入大学者之所当知也。
【今评】儒家讲究以人为本，推己及人，由近至远。当你仔细研究那个物，你就可以获得一种智能。因为只有智能的人才可能摒除内心的私欲，尽可能地使自己公平、公正和善良。意诚才会心地端正，心地端正才会言行得体、修养合度。这样才可以让整个家族生活整齐、规范、良善和和谐。有了这种能力和品德，有资格服务社会，才可以去治理国家，成为一名好的官吏。治理好国家以后，才可以使得天下太平。
往往细节决定成败，一个人小时候的某个习惯可能决定他一辈子的胜负。人们只有从自身着手，精益求精地雕琢个人的素质，才可以治国平天下。
【原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译文】从天子开始一直到下面的老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自身为根本。
【张居正讲解】一是解做一切。孔子说：“大学的条目虽有八件，其实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尽天下的人，一切都要把修身做个根本。”盖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功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从修身上推去。所以人之尊卑，虽有不同，都该以修身为本也。
【今评】修身为本的“本”强调每个个体、全体民众乃至最高统治者都应该去修身，无分上下，这是超越上下关系的人伦大本。要用道德和自身的行为去感化，而不能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去以上凌下，只有这样，整个民族修养才能得到提升，全民才会有教养，这个社会才会是一个文明知礼的社会。这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可贵的因素。
【原文】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右经一章。
【译文】若这个根本混乱了，而天下、国家、家族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须着力的地方不见成效，而不着力的地方反而有成效，正如同自身修身不行，而家国天下反而有治一样，这样的事从来不会有的。
【张居正讲解】本，指身说；末，指家国天下说；否，是不然；身既为家国天下的根本，必修了身，才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若不能修身，是根本先乱了，却要使家齐、国治、天下平，就如那树根既枯了，却要他枝叶茂盛，必无此理，所以说，否矣。厚，指家人说；薄，指国与天下之人说；家国天下之人，虽都是当爱的，然家亲而国与天下疏，亲的在所厚，疏的在所薄，必厚其所厚，而后能及其所薄也。若不能齐家，是所厚的且先薄了，却要治国、平天下，将那所薄的，反得加厚，必无此理，所以说，未之有也。前一节，是就八条目中指出修身最为紧要；这一节，是明修身之所以为要，而因言齐家又为治国、平天下之要，皆所以结上文两节之意也。
右，是指以前说。经字，解做常字。一章，是一篇。这以前说的自大学之道至未之有也一篇，是孔子所作的，备言修己治人的道理，乃万世不可易者，所以谓之经文。
【今评】本是说个人的品质修养，末指的是家国天下，如果本质是差的，本质出了问题，但却把那些花枝招展的枝叶、那些末梢还做得金辉灿烂，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做到了也只是一时的，因为表面的繁华是掩盖不住本质的虚空的，建立在本质的空虚之上的繁华也会迅速衰败。“华而不实”或“外强中干”就表达了这层意思。正因为本乱、无本、无实，社会和国家才不能得到治理。应该重视培养的心灵、灵魂而不去重视，应该薄的功名利禄欲望而不去鄙视摒弃。这种当厚不厚、当薄不薄的结局就是相反的。如此，这个人他要想成功，要想成为一个很高尚的人，那是不可能的。
【原文】《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译文】《康诰》说：“能够弘扬光明的品德。”《太甲》说：“念念不忘这上天赋予的光明禀性。”《尧典》说：“能够弘扬崇高的品德。”这些都是说要弘扬自己原有的品德。
【张居正讲解】这一章是曾子解释经文“明明德”的说话。《康诰》是《周书》篇名。克，是能；德，是人生所得之理。武王作书告康叔说：“人皆有德，但为气禀物欲所蔽，以致昏昧不明，惟文王能明之，无一毫之昏昧，所以为周之圣君。”《太甲》是《商书》篇名，顾，是常常地看着。諟字，解作此字。明命，即是明德，以其为天所赋予之理，所以又叫做明命。伊尹作书告太甲说：“人皆有此明命，而心志放逸忽忘者多，惟成汤能心上时时存着，恰似眼中时常看着的一般，无一时之怠玩，所以为商之圣君。”《帝典》是《书经》中《尧典》。峻，是大。《尧典》中说：“人皆有这大德，被私欲狭小了，惟尧能明之，至于光四表而格上下，所以为唐之圣君。”自是自己，曾子解说：“这三书所言，虽是不同，然曰德、曰明命、曰峻德，即是经文所谓明德也。曰克明、曰顾諟，又曰克明，即是经文所谓明明德也。”总之，都是自明己德的意思，所以说皆自明也。
【今评】孔子主张效法先王，这里引述的古代帝王，都是德治天下，是儒家主张德治的历史渊源。一个人、一个君王，如果他内心一团黑暗，充满贪婪残忍，他就不可能让天下的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就不可能让这个国家成为一个光明伟大的国家。
【原文】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译文】汤在沐浴的盘上刻着铭文说：“如果一天能有所改进，就能每天坚持自我改进，那么未来也就会大为改观。”
【张居正讲解】这一章，是解释经文新民的说话。盘，是沐浴的盆；铭，是刻在盆上以自警的言语；苟字，解做诚字。商王成汤以人心本自清明，却被私欲污了，必须洗去那私欲，使其从新清明，就如人身本自干净，却被尘垢污了，必须洗去那尘垢，使其从新干净一般。乃刻铭于沐浴的盘上说道：为人君者，诚能一日之间，着实用力洗去那旧染之污，而复其本然之善，这功夫却不可间断了，必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新之，又日新之，务使私欲净尽，心地极其清明，如沐浴的一般，洗得身子极其干净方可，这是自新的事，曾子引此，以明新民之本。
【今评】“汤”指的是殷商王朝的奠基人成汤，是一位很有作为很有德行的帝王，虽然已经是一代明君，但是他依然严格要求自己。“盘”，就是浴盆。如果每天都是新的一天，就像洗澡一样，我经常地洗涤自己，不仅洗涤身体，还洗涤灵魂，我不仅洗涤自己，我还洗涤整个世界。如果一天能够革新的话，那么每日每刻能够都可以变得更新，而且天天往前走，天天革新，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可以更加美好。“日新”表达了一种美好的希望，“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了”，但必须从眼前当下做起，才能不断前进，除旧布新。
【原文】《康诰》曰：“作新民。”
【译文】《康诰》曰：“激励民众自新。”
【张居正讲解】《康诰》是《周书》篇名，武王告弟康叔的说话。作，是振作。《康诰》中说：百姓们，旧日虽为不善，而今若能从新为善，为人君者，就当设法去鼓舞振作他，使之欢喜踊跃，乐于为善，曾子引此，以明新民之事。
【今评】如果汤之《盘铭》是帝王对自己的要求的话，是商汤对自己一个人的要求，那么《康诰》的对象就扩大了，由一个人扩大到一群人，即新的政权周朝对上一个政权殷的遗老遗少的要求——“作新民”。告诉殷的遗民，你们要做新式的人民，你们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改变自己在那个旧的社会当中的一整套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言论方式，而去适应新的朝代。由此才可能做一个新式的老百姓、新式的人民。只有人人都做到这样，整个社会才能进步和发展。
【原文】《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译文】《诗经》说：“周国虽然是旧的一个邦国，但其因时代的趋势而成为一个新的邦国。”
【张居正讲解】《诗》，是《大雅·文王》篇。邦，是国都；命，是天命。诗人说：“周自后稷以来，千有余年，皆为诸侯之国，到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乃始受天命而有天下，是其邦虽旧，而其命则新也。”曾子引此，以明自新新民之极。
【今评】周并不是在灭了殷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新的国家，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即旧邦。那么，两个同样历史悠久的国家，为什么商腐败没落了，而周却变成一个新兴的政体呢？周因为不断地革新自己，所以能够获得天命，而殷商的统治者纣王，不自思、自省、自修，而腐朽没落了，落后了，就被上天所遗弃。因而可以说，不进则退，不新则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为你进步的速度没有别人快，当然就意味着你的退步。
【原文】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译文】所以，君子在任何方面都应尽心竭力，达到至善至美。
【张居正讲解】是故，是承上文说。君子，是大人成德之名。极，即是至善。曾子说：“由上文盘铭、《康诰》、文王之诗观之，可见自新新民，必要到那极处才好，所以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新自家的德，与新民的德，都要到那至善的去处而后已也。这一章虽是释新民，然起头说日新，便是明德的事，末后说无所不用其极，便是止至善的事，而大学之道，备在是矣。
右传之二章，释新民。
【今评】所以，有德行的圣人君子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达到极点的，君子或者品德高尚的圣人，由于他们不断地超越，他们没有极限，他们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但“九死其犹为未悔”(屈原《离骚》)，他们将不断地以崭新的自我来面对这个世界。所以这里的“无所不用其极”是一个非常简练而深刻的概括。“无所不用其极”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他在自我修养方面，无论做什么，他都可以做到日日新。另一个是在修养的境界上，他又不为自己设限，不是说达到了一个美好的境界我就终止了，“止于至善”说明，“至善”是不断接近但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的，因此，“止”本身就是过程性的。一旦终止在某个固定的点上那就是保守，就会没落而走向衰亡。
【原文】《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译文】《诗经》上说：“一个邦国的土地疆域有千里之广，但只能局限在有人民居住的地方。”
【张居正讲解】这一章是释经文止于至善的说话。《诗》，是《商颂·玄鸟》篇。诗人说：“王者所都的京畿地方，其广千里，百姓们都居止于此。”曾子引此，以见凡物各有所当止之处也。
【今评】国家应该是使人们安居乐业的地方，反过来说，只有有人民的地方，方才构成国家，因此国家应该以人为本，绝对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
【原文】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译文】《诗经》上又说：“鸣叫的黄鸟，只栖息在山丘上。”孔子说：“小黄鸟栖息在山丘上，是它知道它应该停留在什么地方，难道人还不如鸟吗？”
【张居正讲解】《诗》，是《小雅·缗蛮》篇。缗蛮，是鸟声；丘隅，是山阜树多的所在。诗人说：“那缗蛮的黄鸟，都栖止于山阜树多的所在。”孔子读这两句诗，因有感而说：“黄鸟是个微物，于其止也，尚晓得所当止的好处，人为万物之灵，岂可反昧其所止，而禽鸟之不如乎？”夫鸟所当止的是林木，人所当止的是至善。孔子借鸟以警人，而曾子引之，以见人当知所止也。
【今评】“止”很重要，它代表了一种节制和限度。在古代中国，有很多关于多元和节制、知足的思想火花，人们应该知道自己的道德界限和行为准则，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孔子的意思就是说，难道人却连那黄鸟也不如吗？“知其所止”，即鸟都知道所止，都知道栖息在它应该栖息的地方，难道人还不如鸟吗？如果人不守和谐安乐，他就不如鸟。他只知道征战，只知道霸权，只知道去践踏别人的人权。如果个体不守社会的秩序，不守人伦礼节，那这样的人，孔子认为禽兽不如。《诗经》所说的和孔子所说的并不是封建迷信，而是闪烁着人文理性的光辉，是人的自省和反思。
【原文】《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译文】《诗经》上又说：“德行深厚的文王啊，他的美德使人们无不崇敬。”作为君王做到仁爱；作为臣子做到恭敬；作为孩子做到孝顺；作为父亲做到慈爱；在和民众的交往中做到诚信。
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续-《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摘自《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张居正讲解】上节既说人不可不知所止。这一节因说圣人能得所止。《诗》，是《大雅·文王》篇。穆穆，是深远的意思；于，是叹美辞；缉，是继续；熙，是光明；敬止，是无不敬而安所止。诗人说：“穆穆深远的文王，其德则继续光明，无不敬而安所止。”曾子引此诗而释之说：“所谓文王之敬止者何如，如为君的道理在于仁，文王之为人君，所存的是仁心，所行的是仁政，尽所以为君之道，而无一毫之不仁，这是止于仁。为臣的道理在于敬，文王之为人臣，忠诚以立心，谨恪以奉职，尽所以为臣之道，而无一毫之不敬，这是止于敬。为子道理在于孝，文王之为人子，事奉他父母，常怀着爱慕的意念，于那为子的道理，竭尽而无所遗，这是止于孝。为父的道理在于慈，文王之为人父，教诲他儿子，都成了继述的好人，于那为父的道理，曲尽而无以加，这是止于慈。与人交的道理在于信，文王之与国人交，言语句句都是诚实，政事件件都有始终，尽得那交结的道理，而无一毫之不信，这是止于信。文王之能得其止如此，诗人所谓敬止者也。”夫文王之敬止，盖不止至此五件，而五者乃其大端，学者诚能体察于此，而推类以尽其余，则至善可得而止矣。
【今评】儒家文化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子、父、国人都各有其所“止”，准确定位自己的身份，遵守道德行为的伦常，社会才能在诚信与和谐中发展，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仍有其现实意义。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人和人坦诚相待，这是《诗经》中所记录的周文王“止于至善”，那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而作为理想社会主体的君子，应当不断地修身养德。仁、敬、孝、慈、信都不是针对一个人而言的，而是针对一种关系而言的。在西方，个人自由是高于社会规范，或者社会应服务个人，所以强调的是个人的主体性，强调的是个体。在中国，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应该是和社会的规范形成和谐的关系。
【原文】《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译文】《诗经》上又说：“看那淇水的河湾，绿竹婀娜郁郁葱葱。斐然文雅的君子啊。像切磋过的象牙，如琢磨过的美玉般纯美无瑕。庄严而又刚毅，显赫而又坦荡。斐然文雅的君子啊，让人始终难以忘怀！”像切磋过的象牙，指他勤于学问，励耘大道；如琢磨过的美玉，指他修身养性，追求日臻完美；庄严而又刚毅，指他敬心常存，态度谨慎；显赫而又坦荡，指他尽善尽美，民众景仰爱戴他，始终难以忘怀。”
【张居正讲解】《诗》，是《卫风·淇澳》篇。盖卫人作之以美其君武公者也。淇，是水名；澳，是水边的弯曲处；猗猗，是美盛的模样；斐，有文采的模样；君子，就指武公。诗人说：“瞻望那淇水弯曲的去处，绿色之竹，猗猗然美盛，我斐然有文的君子，抑何其学问之精密，而德容之盛美乎。”切磋，是治骨角的事，治骨角者，既用刀锯切了，又用鑢铴(lǚ tang)磋它，是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君子用功之精，与那治骨角的一般。琢磨，是治玉石的事，治玉石者，既用椎凿琢了，又用沙石磨它，是已密而益求其密也。君子用功之密，与那治玉石的一般，既有这等的工夫，所以德之存于心者，便瑟然严密而不粗疏，僩然武毅而不怠弛，形于身者，便赫然宣著而不暗昧，喧然盛大而不局促。谖字，解作忘字。君子为学，既造到这等样去处，自能感人，而人皆爱慕，终身不能忘也，这是卫人美武公之诗如此。道，是言；学，是讲习讨论之事；自修，是省察克治的功夫；恂栗，是战惧；威，是有威可畏；仪，是有仪可象；盛德，指理之得于身者说；至善，指理之极处。曾子引诗而解释其义说道：“所谓如切如磋者，是说卫武公勤学的事，他将古人的书籍与古人的行事，既自家探讨，又与人辩论，务要穷究到极精透的去处然后已。便与那治骨角的，既切了又磋的一般，所以说如切如磋。所谓如琢如磨者，是说卫武公自修的事，他省察自己的身心，或性情偏与不偏，或意念正与不正，或行事善与不善，务要见得分明，治得干净，不肯有一些瑕玷，便与那治玉石的，既琢了又磨的一般，所以说如琢如磨。所谓瑟兮僩兮者，是说卫武公学既有得，自然敬心常存，战战兢兢，无一时懈惰，无一时苟且，这便见他严密武毅处，所以说瑟兮僩兮。所谓赫兮喧兮者，盖言卫武公有敬德在心，其见于外者，自然有威严，人都畏惧他；有仪容，人都效法他，这便见他宣著盛大处，所以说赫兮喧兮。所谓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者，盖言卫武公尽学问自修之功，有恂栗威仪之验，由是德极全备而为盛德，善极精纯而为至善，所以百姓都感仰爱戴他，而终身不能忘也。”
此一节是说明明德之止于至善。
【今评】这里用卫武公的例子，说明德达于至善时的表现。诗中有高贵可爱的人物形象，让人看到古代的君子——瞻彼淇澳，绿竹猗猗。人未见，高洁的风范可以想见，以竹喻高人，自古已然。而那竹一般的君子也的确让人生出悠然之思，如圭如璧、如琢如磨，庄严而旷达、优雅而洒脱，所以说——有斐君子，终不可谖兮。这样的君子啊，实在是忘不了。现在的社会上沽名钓誉而名不副实者太多，如果多一些这样人格高尚的人作为全社会的楷模，让人们觉得高山仰止，社会风气自然就会逐渐好转了。
【原文】《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译文】《诗经》上又说：“呜呼，前代的君王不能让人忘怀。”后代的君子推崇其遵行的贤德而承继他的业绩。后世的人民享受着前王留下的恩泽，安居乐业，所以前代的君王虽然去世，但是他的功德永远不会被人们忘记。
【张居正讲解】《诗》是《周颂·烈文》篇。於戏！是叹词，前王指文王武王，君子指后贤后王，小人指后世的百姓。诗人叹说：“文王武王虽去世已远，而天下之人至今犹思慕他，终不能忘。”曾子释诗说：“文王武王所以能使人思慕不忘者，盖因他有无穷的功德，留在后世耳。如垂谟烈以佑启后人，是其贤也。后来的贤人们，都守其模范，而贤其贤。创基业以传与子孙，是其亲也，后来的王者，都有所承藉而亲其亲。治安天下，使世世享太平之福，是他遗后人的乐处，而后民则含哺鼓腹，以享其所遗之乐，分田制里，使百姓永远为业，是他与后人的利益，而后民则安居粒食，以享其所遗之利。夫贤贤亲亲，是君子得其所矣。乐乐利利，是小人得其所矣。此所以文王武王去世虽远，而人心追思之，终不能忘也。”此一节是说新民之止于至善。
右传之三章，释止于至善。
【今评】这里是用前王的功业让后人无限敬仰的例子，天下的人们无论贤愚，都会怀念他。就像我国的周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永远留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原文】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译文】孔子说：“审理诉讼案件，我就如同诉讼的人一样。而且必然要使诉讼的事情完全消除才好。”一定要让那些没有实情的人不敢虚词矫饰，使人们心悦诚服，这就称为知道了根本。
【张居正讲解】这一章是释经文物有本末的说话。听，是听断；讼，是争讼；犹人，是与人一般；情，是情实；辞，是争讼的言辞；畏，是畏服。曾子引孔子之言说道：“若论听断词讼，使他曲直分明，我也能与人一般，不为难事，必是使那百姓相敬相爱，自然无有争讼，乃为可贵耳。”孔子之言如此。曾子又申解之说：“那争讼的人，心中刁诈不实，他的言辞多有虚诞，圣人能使那不实的人，不敢尽其虚诞之辞者，岂是刑法以制之哉！”盖由圣人盛德在上，大能畏服民之心志，使之化诈伪而为诚实，自然无有颠倒曲直，以虚辞相争的，所以讼不待听而自无也。夫无讼，是民德之新，所以使民无讼，是己德之明，必己德明了，然后可使民无讼，则明德为本，而在所当先，新民为末，而在所当后矣。所以说此谓知本，而经文所谓物有本末者，盖以此。
右传之四章，释本末。
【今评】审讯诉讼的时候，要学会将心比心，而不是以一个法官的身份去惩罚所谓的刁民。法官和他们是平等的，必须使其没有诉讼。这是最高的境界。“无讼”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为诉讼在现代特别是在西方很普遍。西方是一个法律社会，每个人都有律师，官司天天缠身，一年打几项官司很平常。孔子却说:“必也使无讼乎”，这种社会理想并不低于法治法律社会。要让那些没有真才真情的油嘴滑舌巧舌如簧的人，他不能够去尽说他的花言巧语。真正好的社会不是鼓励人们去诉讼，不是鼓励人们通过打官司致富，而是让人们充满“仁爱”之心，从而减少自己与社会的矛盾冲突，把那些恶性事件减到最小。社会才会处在平等平和的完善状态，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美好的社会。
【原文】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译文】这就称为知道了根本，这就称为理解到了极至。
【张居正讲解】上一句，前面已有了。此是错误重出。后一句，是个结语的口气，上面必有说话，是古人传流失落了。
【原文】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译文】前面五章，是为了解释格物致知的含义，现在已经遗失了。近来我私自揣测程子的意思，把它补充完整：“所谓致知在于格物的意思，是说想要获得知识，就必须根据具体事物穷究其理。人的心是具有灵性的，而万事万物也具有自身的规律，只是我们没有用自己的理性去穷究这些规律，所以知识便不全面。因此《大学》开篇明义，就让学习者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对于天下的事物，都要穷究其理，以求达到明理知性，通达完美。下的功夫久了，就会豁然开朗，融会贯通，许多事物的里外和粗精都会一清二楚，而自己心灵的终极追求无所不明了。这就是格物的意思，这就是到达极致的理性。
【张居正讲解】这是宋儒朱子的说话。闲，是近日。表，是外面，指道理易见处说。里，是里面，指道理难见处说。精，是道理精微的。粗，是道理粗浅的。朱子说：“这传文第五章，盖曾子解释经文格物致知的说话，而今简编残缺，不可考矣。然格物致知，是大学第一段功夫，最为紧要，若少此一节，则诚意、正心、修齐、治平，都做不得了，岂可缺而不备，所以我近时曾私取程子的意思，做一章书以补之，说道：‘经文所谓致知在格物者，是说人要推及吾心的知识，使无一些不明，当随事随物而穷究其理，使其无一处不到可也。所以然者何故？盖人心之本体，至虚至灵，都有个自然的知识，而天下的万事万物，都有个当然的道理，这心虽在内，而其理实周于物，那物虽在外，而其理实据于心，惟于事物的道理有未穷，故其心上的知识有不尽也。所以大学起初教人，必使那为学的，把天下事物的道理，无大无小，各就着心上那明白的去处，益加穷究之功，就天下事，无一件不穷，就一件内，无一毫不尽，务到个极处而后已，如此日积月累，至于久后，功夫到了，忽觉一旦之间，豁然开悟，都贯穿通透得来，则众物之理，或在表的，或在里的，或精微的，或粗浅的，无一件不晓得到，而吾心具众理的全体，以应万事的大用，也无一些不光明了。夫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便是物格，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便是知至。’经文所谓物格知至者，盖如此。”
【今评】“格物致知”是《大学》的核心思想。所谓格物致知，就是就自己心里所具有的自然知识，不断钻研穷究各种事物的道理，最后达到通晓各种事物的根本规律，所谓一艺通，百艺通，就是这个道理。格物致知是一个不断砥砺的过程，是境界不断提升的前提。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就是说，早晨如果通晓了人生的大智慧，那么就算晚上就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这表达了儒家对人生智慧的不断追求，去努力亲近世间万事万物的入世精神，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
【原文】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译文】所谓使自己的意念真诚，是指不要自我欺骗，如同讨厌憎恶那污秽的东西，如同喜好美丽的女子，这就称为自我满足。所以君子必须谨慎自己独处的时候。
【张居正讲解】这一章是解释经文诚意的说话。毋，是禁止之辞。自欺，是自己欺谩，不肯着实。谦字读做慊字，慊是心中快足。独，是心上念虑发动，独自知道的去处。曾子说：“经文所谓诚其意者，是要人于意念发动之时，就真真实实禁止了那自己欺谩的意思，使其恶恶如恶恶臭的一般，是真心恶他，而于恶之所在，务要决去。好善如好好色的一般，是真心好他，而于善之所在，务要必得，这等才是好善恶恶的本心，无有亏欠，才得个自己心上快足，所以谓之自慊。然欺曰自欺，慊曰自慊，是意之实与不实，人不及知，我心里独自知道，这个去处，虽甚隐微，却是善恶之所由分，不可不谨，所以君子在此处，极要谨慎，看是自欺，便就禁止，看是自慊，便加培植，不敢有一毫苟且，亦不待发现于声色事为之际，而后用力也。”经文之所谓诚意者，盖如此。
【今评】这一章讲君子必须正心诚意，不能自欺欺人，要正确坦诚地对待自己的内心，就像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是无法回避的，我们需要的是正确地对待这些问题，而不是去抹杀它们。独字有两个解释，一是独处的时候，此时此刻天知地知，千万不可心存侥幸，即使躲过一时，也瞒不了自己的良知，二是自己内心隐秘不为人知的地方，就算是闹市之中，庙堂之上，如果心有邪念，加上自己的掩饰之心，反而危害更大，《聊斋》中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读书人晚上读书时脑海里有了些坏念头，忽然发现书页上出现了鬼怪的爪子，这就是自己的心魔在作怪。所以君子必慎其独也，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正心诚意。
【原文】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译文】小人闲居独自一人做坏事时，什么都做得出来。见到君子的时候就畏畏缩缩，掩藏自己不善良的行为，而标榜自己的好处。其实别人看他，好像就能看到他的五脏六腑一样清楚，这样的做法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所谓内心的真实意念会显露于外表。所以君子独处的时候必须要谨慎。
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续-《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摘自《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张居正讲解】闲居，是没人看见的去处。厌然，是消沮闭藏的模样。独，是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曾子说：“小人独居时，只说没人看见，把各样不好的事，件件都做出来，及至见了君子，也知惶恐，却消沮闭藏，遮盖了他的不善，假装出个为善的模样，只说哄得过人，殊不知人心至灵，自不可欺，我方这等掩饰，人看得我，已是件件明白，恰与看见那腹里的肺肝相似。似这等恶不可掩，而善不可诈，岂不枉费了那机巧之心，有甚好处，所以说则何益矣。夫掩恶诈善，如此无益，这便是实有那不好的心在里面，自然有不好的形迹露在外面，独知之地可不慎哉！此君子所以必谨慎于己所独知之地，而不敢以自欺也。”既能慎独，则其发见于外者，自无不善矣。
【今评】那些自认为藏拙、护丑、纳虚、作伪，并故意显示出自我的人，表面上像是个君子，但是旁边人看他们“如见其肺肝”，就像看到了他们的肺和肝一样清晰无疑。他们所作的恶即使被掩藏起来，却仍然处于光天化日之下而被人所唾弃。《大学》一再强调“君子慎其独”，就是在独处独居的时候，在没有他人监督的时候，也要做到跟平常一样的状态，这样才可以称为君子。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就是这个道理。而世上如果多一些君子，就更可以让那些小人们无处遁形，更加可以促使他们洗心革面。一个社会的风气改善不仅仅要靠个人的修养，也要靠着舆论的监督。
【原文】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译文】曾子说：“独处的时候其实也有无数人的眼睛注视着你，无数人的手指着你，这难道不严峻吗？”
【张居正讲解】这是门人引曾子平日的言语，以发明上文之意。严，是可畏的意思。曾子说：“那幽独去处所干的事，人只说无人看见，无人指摘，可以苟且，岂知天下之事，有迹必露，无微不彰，那为善的，虽不必求知，毕竟人自然晓得，那为恶的，虽要遮盖，毕竟也被人识破，一些掩不得，莫说无人看见，乃十目之所共视也，莫说无人指摘，乃十手之所共指也。幽独之中不可掩，一至于此，岂不甚可畏乎。”知其可畏，则慎独之功，自不容已矣。
【今评】一个社会的风气改善不仅仅靠舆论的监督，而且也要靠着自己内心的良知。东汉杨震通晓经典博览群书淡泊名利。他到东莱出任太守途经昌邑时，昌邑县令王密为答谢杨震以前的举荐之恩，夜里拿10斤黄金到驿馆拜见杨震。杨震断然拒绝。王密说:“夜黑人静，无人知晓。”杨震回答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怎么说没有人知呢？”说完将黄金掷于地上。这就是一个人的良知和自我修养。
【原文】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译文】富裕以后可以增饰房屋，道德可以润泽身心；心里宽广就可以身康体健，所以君子必须使自己意念真诚。
【张居正讲解】这是说能慎其独的好处。润，是华美。广，是宽大。胖，是舒展的意思。人若富足，自然用度充裕，而华美其屋，人若有德，自然诚中形外，而华美其身。盖有德的人，他心里没些惭沮，便自然广大宽平，而其发于四体，亦自然从容舒展，身心内外之间，浑然是个有德的气象，所谓德润身者如此。然德自诚意中来，所以为学的君子，必慎独以诚其意，好善则如好好色，恶恶则如恶恶臭，必到那自慊去处，则德全而有润身之效矣。这一章是为学功夫极要紧处。盖克念作圣，罔念作狂，与治同道，与乱同事，都在这一念上分，是个初发动的机括，诚不可不慎也。
右传之六章，释诚意。
【今评】用财富和品德做比较。财富可以修饰自己的房屋，而德行则能改善自己的身心，让自己心胸开阔，不局限于世俗的蝇头小利，“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如果有了这样的心态，自然身康体健，神完气足，这也是正心诚意由内及外的体现。
【原文】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译文】所谓修养自身的途径就在于端正自己的心态：是指自身有什么忿怒，心态则不能端正；自身有什么恐惧，心态也得不到端正；自身有什么喜好和乐于享受，心态也得不到端正；自身有什么忧患，心态也得不到端正。
【张居正讲解】这一章是解释经文正心修身的说话。身有的身字，当作心字。忿懥，是心里恼怒。恐惧，是心里畏怕。好乐，是心里喜好。忧患，是心里愁虑。有所，是有那一件事在心里执着，如不当怒而怒，或虽当怒，却又怒得过了，着这一件恼怒的事横在胸中，便是有所忿懥。下面三句，都是此意。曾子说：“经文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盖言心是一身的主宰，而心体至虚，原着不得一物，一有所着，则心即为所累，而不得其正，着在怒的一边，而有所忿懥，则心为忿懥所累，而不得其正矣。着在畏的一边，而有所恐惧，则心为恐惧所累，而不得其正矣。着在喜的一边，而有所好乐，则心为好乐所累，而不得其正矣。着在忧的一边，而有所忧患，则心为忧患所累，而不得其正矣。”盖忿懥、恐惧、好乐、忧患，乃心之用，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但四者在人，本有当然之则，若能随事顺应，而各中其则，事已即化，而不留于中，则心之本体，湛然常虚，如明镜一般，何累之有？唯其欲动情胜，或发之过当，而留滞于中，如明镜上着了尘垢一般，由是虚灵之体为其所累，而不得其正矣。心不能正，而欲身之修岂可得乎？下文视听饮食之失其职，便是身不修处。
【今评】修身必须先从端正自己的心态做起。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但是不能让一种情绪冲昏了自己的头脑，不能有所偏执，这就是佛家所说的“破执”，如果心中某种观念先入为主，就是失去冷静判断和认识的能力，要使心如明镜，时时拂拭，让喜怒哀乐自然发生，合乎节制，这样才能保持自己端正的心态去面对整个社会和人生。
【原文】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译文】心思不集中的话，看见了也像没看到，听到了也像没听见，吃东西也不知道滋味。
【张居正讲解】承上文说，人心为一身之主，必心君泰然而后众体从令，各得其职，若有所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则这心便被那一件事牵引去了，不在里面。心既不在，则眼虽看着，也如不见，耳虽听着，也如不闻，口内虽吃着饮食，也不晓得是什么滋味。盖目之于视，耳之于听，口之于味，皆吾身之用，而所以视，所以听，所以知味者，皆心也。故心不在，而众体皆失其职矣。这是心不能正，身便不修如此。
【今评】这里列举了心态不正的例子。一个人如果有所偏执，自己的双眼就会被蒙蔽，被自己的执念牵着鼻子走，完全忘记了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成为一具行尸走肉。鲁迅认为，当诗人真正写诗的时候，他一定要等那种愤怒忧愤的心情平静下来，等心灵的愤懑冲撞平息之后，才可以客观中正地去写作，而不是说在愤怒的时候去激情澎湃地写诗。需要通过内心陶养把这种激烈的情绪加以过滤，变成一种中正之气，一种深情冷眼的历史眼光，才能够去更有深度地看待历史。
【原文】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译文】这就是说修养自身在于端正心态。
【张居正讲解】这是结上文两节的意思，说人心有所忿懥、恐惧、好乐、忧患而不得其正，则虽视听食味至切近处，尚不能辨，况于出入起居、应事接物之际，岂能得其理乎？可见心为一身之主，不能正心者，必不可以修身也。经文所谓“欲修其身，先正其心”者，意盖如此。君子诚能静而存养，动而省察，务使此心湛然虚明，随事顺应，而喜怒忧惧，各中其则，则心正身修，而家国天下，皆从而理矣。岂特视听食味之间，能得其正而已哉。
右传之七章，释正心修身。
【原文】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
【译文】之所以说管理好家族要先修养自身：是因为人们对于自己亲爱的人会有偏爱；对于自己厌恶的人会有偏恨；对于自己敬畏的人会有偏向；对于自己同情的人会有偏心；对于自己轻视的人会有偏见。因此，喜爱一个人而能知道他的缺点，厌恶一个人而能知道他的优点，世间少有这种事情。
【张居正讲解】这一章是解释经文修身齐家的说话。之字解做于字。辟是偏。曾子说：“经文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盖言一家的根本，在我一身，此身与人相接，情之所向，各有个当然的道理，但人多任情好恶，不能检察，所以陷于一偏，而身不修也。如骨肉之间，固当亲爱，然父有过，也当谏诤，子有过也，也当教训，若只管任情去亲爱，更不论义理上可否，这亲爱的便偏了。卑污之人，固可贱恶，然其人若有可取处，也不该全弃他，有可教处，也不该终绝他，若只管任情去贱恶，更不肯宽恕一些，这贱恶的便偏了。畏是畏惧，敬是恭敬，人于尊长，固当畏敬，然自有个畏敬的正理。若是不察其理，或有过于畏惧，过于恭敬，不合乎中，这畏敬便偏了。哀矜，是怜悯的意思，困苦的人，固当怜悯，然自有个哀矜的正理，若其中有不当怜悯处，也只管去怜悯他，却又成了姑息，这哀矜便偏了。敖惰，是简慢的意思，平常的人，简慢些也不为过，然亦有个简慢的正理，若其中有不当简慢处，也只管去简慢他，却又流于骄肆，这敖惰便偏了。人情陷于一偏如此。所以好一个人，只见他件件都是好的，就有不善，也不知了。恶一个人，只见他件件都是不好的，就有善，也不知了。若是所好的人，却能知其恶，所恶的人，却能知其美者，这是平日能用克己的功夫，到个至公至明的去处，才能如此。似这等人，世上少有，所以说天下鲜矣。
【今评】这一段讲的是因为不注重个人的修养，而产生的几种偏见，对于自己所喜欢的人只见到他的长处，一味偏爱，对于自己所厌恶的人，一味排斥。就像庄子所说的“天下各是其所是，而各非其所非”。
古代有个故事说的是邹忌身高八尺多，形体容貌光艳美丽。一天早晨，邹忌穿戴好衣帽，照着镜子，对他的妻子说：“我同城北徐公比，谁漂亮?”他的妻子说：“您漂亮极了，徐公哪里比得上您呢?”城北的徐公，是齐国的美男子。邹忌不相信自己会比徐公漂亮，就又问他的妾：“我同徐公比，谁漂亮?”妾说：“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第二天，有客人从外面来，邹忌同他坐着闲聊，邹忌又问他：“我同徐公比，谁漂亮?”客人说：“徐公不如您漂亮。”又过了一天，徐公来了，邹忌仔细地看他，自己觉得不如徐公漂亮；再照镜子看看自己，觉得自己远远不如徐公漂亮。晚上躺着想这件事，说：“我的妻子认为我漂亮，是偏爱我；妾认为我漂亮，是害怕我；客人认为我漂亮，是想有求于我。”于是邹忌上朝拜见齐威王，说：“我确实知道自己不如徐公漂亮。可是我妻子偏爱我，我的妾害怕我，我的客人想有求于我，他们都讲我比徐公漂亮。如今齐国有方圆千里的疆土，一百二十座城池，宫中的妃子、近臣没有谁不偏爱您，朝中的大臣没有谁不害怕您，全国范围内的人没有谁不有求于您：由此看来，大王您受蒙蔽很深啦！”
这样的情况在现实中司空见惯，因此我们要在克己修身上下功夫，养成一种中正无偏的心态。
【原文】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
【译文】因此有句俗话说：“人们不知道自己孩 子的丑恶，不满足自己禾苗的茁壮。”
【张居正讲解】谚是俗语。苗是田苗。硕是茂盛。言人情既陷于一偏，便随处偏了，都见不得。所以俗语说人之溺爱者不明，他的儿子虽是不肖，也不知道，只说是好。贪得者心无厌足，他的田苗虽是茂盛，也不见得，只嫌不茂盛。偏之为害，一至于此。
【今评】这种评论真是一针见血，指出了人们内心的顽疾。原因一是偏见蔽目，二是贪得无厌。这是人内心的两颗毒瘤，如果自己不注意修养克服，势必酿成大祸，不可不谨慎对待。
【原文】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译文】这就是说人们如果不提高自身的修养，就不可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
【张居正讲解】即上文说偏之为害上看来。可见欲齐家者，必须先修其身。若果情有所偏，事皆任意，却要感化得一家的人，使其无小无大，都在伦理之中，而无有参差不齐者，断无此理。所以说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右传之八章，释修身齐家。
【今评】一个人不把身心修养好，就不可能使自己整个家庭充满和谐，充满秩序和进退的规范。如果一个家庭失序没有规范，因不和谐而矛盾蜂起，也就无从治国。这个家就是一个失败的家庭，去治国也会失败。这就是所谓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原文】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
【译文】所谓的治理国家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家族：是说他自己家族里的人都没有管教好而去管教他人的，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君子不出家族之外而能教化国家。能继承先人之志的人，可以侍奉君王。懂得长幼次序的人，可以侍奉长辈。有慈爱之心的人，可以遣使民众。
【张居正讲解】这是解释经文齐家治国的说话。曾子说：“经文所谓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者谓何？盖家乃国之本，若不能修身以教其家，使一家之人有所观法，却能教训那一国之人，使之感化，绝无此理。所以在上的君子，只修身以教于家，使父子、兄弟、夫妇各尽其道，则身虽不出家庭，而标准之立，风声之传，那一国的百姓，自然感化，也都各尽其道，而教成矣，所以然者何也？盖家国虽异，其理则同，如善事其亲之谓孝，然国之有君，与家之有亲一般，这事亲的道理，即是那事君的道理。善事其兄之谓弟，然国之有长，与家之有兄一般，这事兄的道理，即是那事长的道理。抚爱卑幼之谓慈，然国之有众百姓，与家之有卑幼一般，这抚爱卑幼的道理，即是那使众百姓的道理。”夫孝、弟、慈三件，是君子修身以教于家的。然而国之所以事君、事长、使众之道，不外乎此，此君子所以不出家而教自成于国也。
【今评】一个家长，他有模范的作用，上梁不正下梁歪，自己都没有做好，都没有修自己的身，怎么要求你的家属、家庭成员？家族的一家之长的举止、言谈、风度、仪表代表这个家庭的水准、修养、身份。今天同样如此，身如果不修，家庭秩序失范，最后只能纵容贪婪，纵容骄奢淫逸，纵容溺爱，这个家庭最终将走向失败。在修身齐家的关系上，《大学》认为主观上的好恶容易导致偏见，这不仅不利于修身，更不利于齐家，而齐家又是治国的前提，国家就好比一个家庭，领导者就如同家长一样，如果自己的家庭都一团糟，那么又怎么治理得好整个大家庭呢？这也是中国历代君主都重视后宫风纪的原因，君王是天下表率，而帝王之家也应该是天下家庭的楷模。
【原文】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
【译文】《康诰》上说：“对待百姓如同保护天真无邪的儿童一样。”内心真诚地去追求，虽然不能完全符合他们的心意，但也相差不远了。自古以来没有见过先学会养育孩子而后再出嫁的女人。
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续-《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摘自《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张居正讲解】这一节是承上文说，见孝、弟、慈之理，是人心原有，不待强为的意思。《康诰》是《周书》篇名，赤子是初生的小儿。武王作书告康叔说：为人君者，保爱那百姓，当如慈母保爱那初生的小儿一般。曾子引此言而解释之说：“初生的小儿，不会说话，要保爱他。怎能够晓得他的意思，只是为母的爱子之心，诚切恳至，以其诚切恳至之心，而忖度赤子之意，虽不能一一都合着他，也差不远矣。然这个保赤子之心，人人自又不学自会。几曾见为女子的，先学会了抚养孩子的方法，然后才去嫁人，可见皆出于自然，而不待于勉强也。”夫慈幼之心，既出于自然，则孝弟之心，亦未有不出于自然者，但能识其端而推广之，则所以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者，在是矣。
【今评】儒家把心诚看得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心不诚，他虽然为追求目标达到个人目的而绞尽脑汁用尽了手腕，但是他“远矣”——隔得太远了。相反，只要心诚，尽管是道路漫漫，他通过努力，锲而不舍，最终总能达到目标。心诚也包括真诚地对待别人，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如果能做到这点，那么自然能够处理好自己周围的人际关系。
【原文】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
【译文】国君的家族里实行仁爱，一个国家也会兴起仁爱；国君的家族里实行谦让，一个国家也会兴起谦让；国君一个人贪婪违逆，一个国家就会犯上作乱。治理国家的关键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国君一句话就可以覆败国家，一个人就能安邦定国。
【张居正讲解】这一节是言教成于国之效。仁，是以恩相亲。让，是以礼相敬。一人，指君说。贪，是好利。戾，是背理。机，是机关发动处。偾，是覆败。曾子承上文说：“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者，既本乎一理，又出于自然，人君果能以仁教于家，使一家之中，父慈子孝，欢然有恩以相亲，则一国之为父子的，得于观感，也都兴起于仁矣。能以让教于家，使一家之中，兄友弟恭，秩然有礼以相敬，则一国之为兄弟的，得于观感，也都兴起于让矣。若为君的，不仁不让，好利而取民无制，背理而行事乖方，则一国之人，也都仿效，而悖乱之事由此而起矣。夫一国之仁让，由于一家；一国之作乱，由于一人。可见上以此感，则下以此应，其机关发动处，自然止遏不住有如此。所以古人说道：一句言语说得差失，便至于坏事，人君一身行得好时，便能安定其国，正此之谓也。”为人上者，可不戒贪戾以绝祸乱之端，而躬行仁让，以为定国之本。
【今评】统治者一家仁，一国跟着兴仁；一家礼让，一国跟着礼让；一人贪暴，那么一国跟着作乱。一句话就能坏事，一人就能使国家安定。人在政治生活中无疑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个人的言行举止都会对身边的人产生影响，而领袖的作用更是难以估量，因为领袖起着表率的作用，中国的帝王是万民楷模，圣人是万世师表，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和风气。所以现在位居上位者更应该谨言慎行，修身养性。
【原文】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
【译文】尧、舜以仁爱统御天下，而民众随之仁爱。桀和纣以暴虐引领天下，民众也随从他们犯上作乱。如果他们的命令违背了自己所倡导的东西，民众就不会听从了。所以君子应该先要求自己，然后才能要求别人。无法要求自己做到，也就无法要求别人做到。自身有不合道理的思想，而能教育好别人，那是没有的事。
【张居正讲解】帅，是率领。令，是政令。恕，是推己及人的道理。藏，是存。喻，是晓喻。此承上文说，尧舜之为君，存的是仁心，行的是仁政，是以仁率领天下也。那时百姓看着尧舜的样子，也都感化，相亲相让，而从其为仁。桀纣之为君，存心惨刻，行政残虐，是以暴率领天下也。那时百姓看着桀纣的样子，他也都效尤，欺弱凌寡，而从其为暴。即此看来，可见人君一身，是百姓的表率，上行下效，理势自然，若使人君所好的是暴，而出令以教天下者却是仁，这便是所令反其所好了，那百姓谁肯从他？惟其如此，所以在上位的君子虽教人为善去恶，是其职分，必先反诸其身，自家有这善，然后责成人，使他劝勉于善，自家无这恶，然后说人不是，使他改正其恶，这是推己及人，恕之道也。然后人才肯顺从我，我才能晓喻得人。若自家不能有善而无恶，恶却责人之善，正人之恶，这便是存乎己身者不恕了。如此而能晓喻人，使之从我为善而去恶，绝无此理，所以说未之有也。
【今评】这一段举了正反两个国君的例子来说明领导的表率作用。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政事说：“如果杀掉那些无道的人，以使剩下的人们归于有道德的思想，你看如何？”孔子回答说：“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杀人呢？您想要行善事，而老百姓就会行善事的。君子的道德品行就像风，小人的道德品行就像草。风吹草伏，草上的风愈大，草就愈是倒伏。”杀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反而越杀问题越多。以致有一天杀到无人可杀了，当然也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就必须行善事、做好事，领导人带头行善事、做好事，下面的老百姓也就会跟着行善事、做好事。这就是“风气”！我们现在所说的“风气”，就是从这里来的。孔子用很形象的语言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领导人的道德品质作风就像风一样，如果是善的、好的，百姓也就是善的、好的。领导人的道德品质作风如果是恶的狠的贪的，老百姓也就跟着学习恶的狠的贪的。所以，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关键在于领导人、统治者，也就是“上行下效”。现在的老百姓一提到贪官污吏，就咬牙切齿地说：“杀，希望全都枪毙掉！”这与季康子的论调一样，“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当然，靠杀戮来灭除贪官污吏肯定是行不通的，贪官污吏有他们的土壤、途径和环境。如果首先靠学习来灭除他们心中的贪婪的欲望，提倡好的道德风气，再加以监督检察机制，灭除所生产他们的土壤、途径和环境，“举皋陶，举伊尹”则“不仁者远矣。”
【原文】故治国在齐其家。
【译文】所以要想治理国家，首先要治理自己的家庭。
【张居正讲解】这一句是通结上文。曾子又说：“看来一身之举动，一家之趋向所关，一家之习尚，一国之观瞻所系，人若不能修身而教于家，必不能成教于国。故人要治那一国的百姓，不必远求，只在乎修身以教于家而已，盖齐家是治国的根本也。”
【今评】治国首先要齐其家，家是国家的缩影，是国家的细胞，一个家庭进退秩序达到和睦了，你就可以出来做事教导他人了。在《大学》看来，修身是齐家的前提，而家国一理，治家的原则也就是治国的原则，治国的重点在于修身齐家。君子的品行得到陶养使家庭有条不紊和谐有序，国家也自然会安定团结。
【原文】《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
【译文】《诗经》上说：“桃花绚丽多彩，枝叶多么茂盛，这位女子出嫁，一定会让一家人都其乐融融。”一家人和睦，而后才能教化全国的人。
【张居正讲解】前面释齐家治国之意已尽，此以下，又引诗而咏叹之，以足其意。《诗》，是《周南·桃夭》篇。夭夭，是少好貌。蓁蓁，是美盛貌。之子，指出嫁的女子。妇人以夫为家，故谓嫁曰归。宜，是善。诗人说：“桃树夭夭然少好，其叶蓁蓁然美盛，以兴女子之归于夫家，必能事舅姑以孝，事夫子以敬，处妯娌以和，待下人以惠，而一家之人无不相宜者。”曾子引之说道：“为人君者，必能处得那一家的人个个停当，如此诗所谓宜其家人，方才可以教那一国的人，使之各有以宜其家也。不然，家人且不相宜，何以教国人乎？”
【原文】《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
【译文】《诗经》上说：“使兄弟和睦。”能使兄弟和睦相处，然后才可以教育国人。
【张居正讲解】《诗》，是《小雅·蓼萧》篇。诗人说：“一家之中，有长于我的，是兄，我能尽其恭敬而善事之，感得为兄的也常常爱我，这便是宜兄。有少于我的，是弟，我能尽其友爱而善抚之，感得为弟的也常常敬我，这便是宜弟。”曾子引之说道：“为人君者，必能善处自家的兄弟，如此诗所谓宜兄宜弟，然后可以教那一国之人，使之亦有以宜其兄弟也。不然自家的骨肉尚不能相容，又何以教国人乎？”
【原文】《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译文】《诗经》上说：“礼仪没有差错，才能成为四方各国的表率。”作为父亲、兄弟都足以被效法，而后民众才会效法他。
【张居正讲解】《诗》，是《曹风·鸤鸠》篇。仪，是礼仪。忒字解做差字。四国，是四方之国。诗人说：“人君一身所行的礼仪，没有一件差错，便能表正那四国的百姓，而为下民之观法。”曾子引之说道：“为人君者，必是自家为父能慈，为子能孝，为兄能友，为弟能恭，所行的件件都足以为人的法则，如此诗所谓其仪不忒，然后百姓皆取法他，父也去慈，子也去孝，兄也去友，弟也去恭，而四国无不正也。不然，自家一身且有差忒，又何以正国人乎？”
【原文】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译文】这就是所谓的想治理国家，首先要治理自己的家庭。
【张居正讲解】曾子既引三诗，又总结说：“观这三诗所言，虽有不同，皆是说治国在齐其家之意。然则人若欲治其国者，可不先齐家以为之本哉？”
右传之九章，释齐家治国。
【今评】以上的几段文字，从几个方面反复申明治国要从治家开始，治国不必远求，先把自己的家治好，然后再推己及人。就像女子到夫家要孝敬公婆，尊重丈夫，让家庭和睦。男人在家要尊重兄长，爱护弟弟，这样在社会上才可以领导别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个人是家庭的细胞。每个家庭都能和和睦睦，整个国家才能安定团结，每个人都能讲究文明修养，整个国家才能成为礼仪之邦。
【原文】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译文】所谓平定天下的途径在于治理自己的国家，是说上要尊敬老人，民众才会兴起孝敬的风气。上要重视、崇尚长辈，民众才会兴起长幼有序的风气。上要体恤周济孤寡的人，民众才不会遗弃孤幼。所以君子要有一定的方圆之规，国人才会上行下效。
【张居正讲解】这是解释经文治国平天下的说话。下老字，是指父母。上老字，是尽事父母之道。下长字，是指兄长。上长字，是尽事兄长之道。兴，是兴起。恤，是怜爱。孤，是孤幼。倍，是违背。絜，是度。矩，是为方的器具。曾子说：“经文所谓欲平天下在先治其国者谓何？盖言天下无不同之心，人心无不同之理，惟人君之倡导何如耳。如上能以事老之道，孝顺自家的父母，则国人便都兴起于孝，而善事其父母矣。上能以事长之道，恭敬自家的兄长，则国人便都兴起于弟，而善事其兄长矣。上能怜爱一家的孤幼，则国人也都如君上一般，慈其孤幼，而无有违背之者矣。这孝、弟、慈三件，上行下效如此，可见人心之理无不同也。一国之人心，既无异于一家，则天下之人心，又岂有异于国乎？所以在上的君子，因此有个絜矩之道，度其必同之心，处以各足之理，使天下凡有孝、弟、慈之愿者，皆得随分以自尽而无有不齐，就如那匠人制器的一般，度之以矩，而使其无不方也。”这絜矩是平天下之要道，解见下文。
【今评】修养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提高、不断由内向外生发扩展的过程，即从修身、齐家、治国到最后的平天下。平天下的平是使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担当，平天下是中国儒家伦理中很重要的思想。平天下的基础在齐家，对整个社会的治理要从整饬家庭伦理开始:一屋不扫，无以扫天下，一家不宁，无以宁天下。首先要学会尊重老人，关心弱势群体，这样整个国家的风气才会好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治国平天下就要从自己身边做起，首先善待自己身边的人，感染自己身边的人。
【原文】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译文】既然厌恶在上者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来对待在下者；既然厌恶在下者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来侍奉在上者；既然厌恶前者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来对待后者；既然厌恶后者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来对待前者；既然厌恶在右者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来对待在左者；既然厌恶在左者的所作所为，就不要用来对待在右者。这就称之为有方圆规矩之道。
【张居正讲解】恶，是憎恶，心里不欲的意思。曾子复解絜矩二字之义，说道：“人之相处，有在我上面的，有在我下面的，有在我前后左右的，其心都是一般。假如上面的人以无礼使我，我所不欲也。便以我的心度量在下面的人，知他的心与我一般，亦不可以无礼使之。如下面的人以不忠事我，我所憎恶也，便以我的心度量在上面的人，知他的心与我一般，亦不敢以不忠事之。以此心往前后度量，或在我前面的人，我恶其以不善待我，便不以前人之加于我者而先加于后；在我后面的人，我恶其以不善待我，便不以后人之及于我者而施及于前。以此心往左右度量，或在我右边的人，我有所恶，便不以此交之于左。在我左边的人，我有所恶，便不以此交之于右。这是将人比己，体之无不周，以己处人，施之无不当，上下四方，均齐方正，就如那匠人之制方器，度之以矩而无有不方的一般，所以叫做絜矩之道。”人君用此道以治天下，则天下之人，虽有万万不齐，而于天下之心，皆能一一不拂，天下有不得其平者乎？上文所谓君子有絜矩之道者，盖如此。
【今评】若厌恶上级做事行为不正，那么你就不要再用这种行为去对付你的下级；若厌恶下级有办事不正的庸俗行为，那么你就不要再用这种行为去应付上级；若厌恶你的前任有办事不正行为，那么就不要再用前任的行为去对付以后的人；若厌恶在你之后上任的人有不正行为，那么就千万不要再用后任人的错误行为去对付以前的人；若厌恶你右边人的做事行为不正，那么就千万不能用右边人的行为来对付左边的人；同理，若厌恶你左边人的做事行为不正，也千万不能用左边人的行为来对付右边的人。 综上所述，用一句话概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自己所厌恶的事，就不要再强加给别人。这就是君子以身作则的道德示范作用，也是如何在工作中自我勉励，左右逢源的方法。
【原文】《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译文】《诗经》上说：“喜乐的君子啊，民众的父母。”民众所喜好的他也喜好，民众所厌恶的他也厌恶。这样与民同好恶的人就称之为民众的父母。
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续-《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摘自《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张居正讲解】《诗》，是《小雅·南山有台》篇。只，是语助词。诗人说：“在上位可嘉可乐的君子，即是百姓的父母。”曾子即引此诗而释之说道：“君子居民之上，有君之尊，何以说做父母？盖言君子能以民心为己心，如饱暖安逸之类，是百姓心里所喜好的，君子便因其所好而好之，务要区处使他各得其所。如饥寒劳苦之类是百姓心里所憎恶的，君子便因其所恶而恶之，务要体悉，使他得免于患，是君子之与民同其好恶，如父母之爱其子矣，所以百姓爱戴君子，亦如爱自家的父母一般。”这是能絜矩的，其效如此。
【今评】人民并不是执政者统治下的奴隶，他们和执政者血脉相连，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说人们的好恶都是大致相似的，执政者应该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诗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心系百姓、爱民如子之心声的真实写照。一个好的执政者，无论职位高低，都要心系百姓疾苦，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这样才不愧于“民之父母”四个字。
【原文】《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
【译文】《诗经》上说：“雄伟高大的终南山，山崖险峻不可攀；权势显赫的太师，民众瞩目。”所以掌握着国家大权的人不可以不慎重，如果你有所偏私，就会被天下人民所讨伐了。
【张居正讲解】《诗》，是《小雅·节南山》之篇。师尹，是周太师尹氏。辟，是偏僻。僇字，与刑戮的戮字同义。诗人说：“望着那终南山，截然高大，山上的石头岩岩然堆起来；如今尹氏做着太师，其势位之赫赫显盛，便与那高山一般，百姓都瞻仰着他，却乃好恶不公，罔上行私，以致天下之乱。”这是诗人讥尹氏之辞。曾子解说：“有国家者，既为民所瞻仰，必须常常谨慎，凡事要合乎人心，若是不能絜矩，只徇一己之偏，民所好的不从民便，民所恶的不肯体恤，致得那天下之人都生怨恨，必然众叛亲离，而身与国家不能保守，所以说辟则为天下僇矣。”这是不能絜矩的，其害如此。
【今评】执政者不能够不谨慎。如果你不公平，心存私心，就会有很大麻烦，“辟则为天下僇矣”，就会受到诛戮了。这也是所谓的“众怒不可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如果执政者倒行逆施，就算权倾天下，也挡不住民心的熊熊怒火。民心的向背就如同执政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宝剑，当执政者稍有偏差时，这倚天长剑就会带着沉重的肃穆指向他的心灵。
【原文】《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译文】《诗经》上说：“殷朝还没有丧失大众民心的时候，能够得到上天的保佑；应当用殷朝的兴亡作为鉴戒，认识到长保天命并非容易的事。”这是说，得到民众的承认和拥护就能保有国家；失去民众的承认和拥护就会失去国家。
【张居正讲解】《诗》，是《大雅·文王》篇。丧，是失。师，是众。配，是对。上帝，是天。仪字当作宜字。监，是看着他的意思。道字解做言字。诗人说：“如今殷家失了天下，便是我周家得了。当初殷家祖宗不曾失了众人的时节，也曾受天眷命君主天下，能与天作对来。因他后世子孙行的不好，失了人心，那天命便去了。今后我周家的子孙，就宜看着殷家的事，以为鉴戒，不可像他子孙行的不好。这上天峻大之命，去留无常，岂是容易保守的？曾子解说：“诗人所云，盖言为人君者，若能絜矩，而与民同其好恶，便得了众人的心，为民父母而得国。若不能絜矩，而好恶徇一己之偏，便失了众人的心，为天下僇而失国。”盖信乎峻命之难保也，有天下者可不兢兢业业，思所以得人心而保天命乎。
【今评】一个执政者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你就得到国家。相反，你已经得到国家了，但是不去爱你的人民，作为一个执政者，你不去爱当地老百姓，不想他们所想，忧他们所忧，而是先天下之欲望而自取，把贫穷灾难推给人民，这样必然失去民众和国家。如果有人过分强调自己的聪明和欲望，强调一己的抱负，而置家、国、父母乃至所有的伦常于不顾，那他就会失去国家，失去别人的信任，最后走向失败。
【原文】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译文】所以君子必须先要慎重于明德，有道德便能有民众，有民众便能有土地，有土地便能有财富，有财富国家便能有开支用度。
【张居正讲解】是故，是承上启下之辞。慎，是谨慎。德，即经文所谓明德。财，是财货。用，是用度。观上文说的，凡天命人心之得失，皆由于能絜矩与不能絜矩如此，可见有家国者，第一要紧的是修德。所以在上位的君子，虽事事都该谨慎，尤先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功夫，以谨慎在己之德，不使有一些怠忽昏昧，则己德克修，而絜矩之本立矣。既有了德，那百姓个个都感化归顺，岂不是有人？既有了人，那百姓所住的地方，处处都属其管辖，岂不是有土？既有了土，那土地中所出的诸般货物，自然都来贡献，岂不是有财？既有了财，则国家所需的诸般用度，自然足以供给，岂不是有用？盖君德既慎，则民心自归，其得众得国而有财用，固理之必然者也。
【今评】因此，执掌政权的国家领导人，一定要慎重地修养好自身的道德品质。因为政治道德高尚，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与追随。有了人民的支持，才能获得土地。有了土地，才能在土地上产生财富。有了财富，才能保证国家的财政税收并保障人民的日用需求；由此看来，只有政治道德的拥有，才是立国的根本。而财富只是政治道德的枝叶和末梢。
【原文】德者，本也。财者，末也。
【译文】道德是根本，财富是枝节。
【张居正讲解】本，是根本。末，是末梢。承上文说：“有德则有人有土，而有财用。可见德是为国的根本，第一要紧。财虽日用之不可缺，而有德则自然有财。譬之草木，根本既固则枝梢自然茂盛，但当培其根本可也。夫知德为本，则在所当先，知财为末，则在所当后矣。”君子之所以先慎乎德者，其以是哉。
【今评】品德是根本，而财是末，是枝微末节。有些人利欲熏心，觉得人生不易，生命匆匆，因此大肆聚敛财物搜刮民脂民膏，认为那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以末为本，其害大焉。
【原文】外本内末，争民施夺。
【译文】如果本末倒置，轻视道德而重视财富，那么聚财会让百姓相互争斗，国无宁日。
【张居正讲解】争民，是使民争斗；施夺，是教民劫夺。夫德既是本，乃所当重，财既是末，乃所当轻。若或将这德来看做外事，不思谨慎，将那财来看做自家的，专去聚敛，百姓见在上的人如此，也都仿效，人人以争斗为心，劫夺为务，就如在上的教他一般。所以说争民施夺，这是财货不能絜矩的，其害如此。
【今评】如果将拥有政治道德这个根本，当作表面不重要的事情。而将财富这个枝叶末梢的东西，却当作根本重要的事情。那只会导致，国家在与民争利；倘若这样发展下去，就会产生强权政治势力与民争财夺利的社会混乱局面。因此，当财富高度地聚敛在国家政要人物手里之时，就是人民到处流离失所之际。
【原文】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译文】所以如果国君聚敛财富，民心就会离散。散施财富，就能聚集人心。
【张居正讲解】承上文说，外本内末，民便争夺。民既争夺，必致离散。可见义与利不可并行，民与财不可兼得。若是外本内末，聚财于上，财虽聚了，却失了天下的心，那百姓都离心离德而怨叛之，未有财聚而民亦聚者也。若是内本外末，散财于下，财虽散了，却得了天下的心，那百姓都同心爱戴而自然归聚，未有财散而民亦散者也。这两样孰损孰益，有天下者当知所辨矣。
【今评】治理国家中道德是根本，财货是末节，如果轻视精神，只重物质，民众就会为财富争斗，财富积聚在少数人手里，人民就会离去，财富如果分给千家万户，国家才有凝聚力，人民才拥护，社会就稳定了。所以国家要倡导正确的义利关系。
【原文】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译文】因此，和别人说不合道理的话，别人就会用不合道理的言语回敬；正如不正当得来的财富，亦会以不正当的方式散失掉。
【张居正讲解】言，是言语。悖，是违悖不顺理。货，是财货。曾子承上文说：“财散则民聚，其实民之聚者财不终散；财聚则民散，其实民之散者，财也不终聚；就如言语一般，若将不顺道理的言语加于人，人定也把那不顺道理的言语来回我，是悖而出者亦必悖而入也。若那财货是暴征、横敛，不顺道理取将进来的，终须也还散将出去，保守不得，是悖而入者亦必悖而出也。”不义之财，既是难守，积之何益？为人君者岂可以财为内，而不知所以慎其德乎！
【今评】因此，政令违背正理公布出去，人民就会违背正理来报复；财富违背正理收入进来，亦会违背正理散失掉。这也是所谓的“上行下效”，不义之财也会以不义之道散去，孔子就说过：“假如用不正当的方法去获得财富，这样的财富对我来说就像浮云一样啊。”也就是这个道理。
【原文】《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
【译文】《康诰》上说：“天命是不常在的。”国家实行仁政则会得到天命，倒行逆施就会失去天命。
【张居正讲解】前面说先慎乎德，则有人有土，是能絜矩的。外本内末则悖入悖出，是不能絜矩的。这一节又总结其意。《康诰》，是《周书》篇名。命，是天命。道字解做言字。武王作书告康叔说：“惟是上天之命，或去或留，不可为常。”曾子解说：“这一句话是说为人君的，若能絜矩，而散财以得民心，便得了天命，所谓得众则得国也。若不能絜矩，而聚财以失民心，便失了天命，所谓失众则失国也。”天命不常如此，人君诚欲保之，岂可外本内末，而不知慎德以尽絜矩之道哉！
【今评】中国古代虽然迷信天命，但是认为天命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天命以人心为依归，也是以人心为体现的，得人心者就能得天命，所谓“人定胜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这个道理。当政者一定要重视人心的向背，因为人心是国家命运的保证。
【原文】《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
【译文】《楚书》上说：“楚国没有什么宝贝，只有把‘善’当作宝贝。”
【张居正讲解】以下两节，是明不外本而内末之意。《楚书》是楚国史官记事的书。宝是贵重的物。《楚书》说：“昔楚国王孙圉聘于晋，晋大夫赵简子问他说：‘你楚国中有什么宝贝？’王孙圉对说：‘我楚国也没有什么宝，凡金玉珠石之类，皆不以为贵，只是有德的善人，能利生民，能安社稷，便以他为宝也。’”按史，当时楚有臣名观射父，能作命辞，取重于诸侯。又有臣名左史倚相，多读古书，练达典故，使主君能保先世之业，故楚国宝之。夫楚之所宝，不在金玉而在善人，是能不外本而内末者矣。
【原文】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译文】舅犯说：“流亡的人没有什么宝贝，只是把亲族仁爱当作宝贝。”
【张居正讲解】舅犯是晋文公的母舅，名狐偃，字子犯。亡人，指晋文公说。在先晋文公做公子时，避骊姬之难，逃出在外，故称亡人。后来又遍历曹、卫、齐、楚，至于秦国。到秦国时，他父亲献公薨逝，秦穆公劝文公兴兵复国以为晋君，舅犯教文公对说：“我出亡之人，不以富贵为宝，只以爱亲为宝，若是有亲之丧，而无哀伤思慕之心，却去兴兵争国，便是不爱亲了，虽得国，不足为宝也。”夫晋之所宝，不在得国而在仁亲，是亦不外本而内末者矣。
【今评】儒家讲人性本善，性善论的前提就是天是公正无私的，人效法天，故人人都具有天所赋予的本性。然而现实中又有太多的不贤的人，儒家思想里也没有坏人，或者敌人。实际上，从道德着眼，也无所谓敌人，而只有无德之人，或小人。这一点来自于儒家的天下一家的概念。如果有敌人，就不可能一家。因此，天下是一个心理概念或者文化归属的概念。但是，如施密特那样认为“政治就是区分敌友”又太过极端，缺乏应有的道德关注。实际上，利益的冲突是敌人的存在基础，只有基于整体性的分配才能得以化解敌友。因为儒家强调为政在人，而人的根本在于德，德是政治的运作基础，但德归根到底依然是精神因素。道德理想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人是决定力量，人与人的关系应该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
【原文】《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译文】《秦誓》上说：“假如有一个大臣，诚实专一而没有什么技能，其心地很宽广美好，好像能容纳天下一切事物。别人有技能，就好像自己有技能，别人才智俊明，他由衷地感到喜欢，不只是在口头上称赞，实际上他也能容纳。他这样的人就能保护我子孙和黎民百姓，而且有利于黎民百姓。如果别人有技能，嫉妒憎恨而且厌恶他们；如果别人才智俊明，就设法压制阻止，使其不被重用；这种人不能包容他人，因而无法保护我子孙和黎民百姓，这就危险了。”
【张居正讲解】《秦誓》，是秦穆公告群臣的说话。断断，是诚一之貌。技，是才能。休休，是平易宽弘的意思。彦，是俊美。圣，是通明。不啻，解做不但。媢嫉，是妒忌。违，是拂戾。殆，是危。曾子以平天下之道，要紧在于公好恶，用贤才。而欲贤才之进用，又须得一个好大臣，付之以进退人才之任，然后用舍得宜，而国家蒙利也。故引用《书》秦穆公之言说道：“我若有一个臣，断断然真诚纯一，他也不逞一己的才能，只是其心休休焉，平易正直，广大宽弘，能容受天下之善，见人有才能的，则心里爱他，如自己有才能一般。见人之俊美通明的则其心喜好之，肫肫恳切，不但如其口中称扬之语而已。这等的人，着实能容受天下的贤才，没有虚假，若用他做大臣，将使君子在位，展布效用，把天下的事，件件都做得好，必能保我子孙，使长享富贵，保我黎民，使长享太平，而社稷受无穷之福矣，不庶几有利于国哉？若是个不良之臣，只要逞自己的才能，全无断断之诚，休休之量，见人有才能的，恐他强过自己，便妒忌憎嫌；见人是个俊美通明的，便百般计较，拂抑阻滞，使他不得通达。这等的人，心私量狭，实是不能容受天下的贤才，若误用他做大臣，将使君子丧气，小人得志，把天下的事，件件都做坏了，如何能保我的子孙使他长久？又如何能保我黎民使他安乐？乱亡之祸，将由此而致矣。不亦岌岌乎危殆哉！”夫国家之治乱，系于大臣之公私如此，则任用大臣者，可以知所择矣。然必人君自公其好恶，方能择任公好恶之大臣，而诚意正心之学，又自公其好恶之本也，欲保其子孙黎民者，不可不知。
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续-《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摘自《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今评】这里说明用人应该以德为主，有德的人心胸宽广，有容人之量，不嫉贤妒能。因为执政者的职责是举贤任能来治理国家，因此心中必须公正无私。政者是天下之公器，不能存有私心，心胸狭隘，这样的执政者会祸国殃民。有个故事可以说明古人举贤任能的公正无私。晋平公在位时，一次，南阳县缺少个县令。于是，平公问大夫祁黄羊，谁担任这个职务合适。祁黄羊回答说：“解狐可以。”平公听了很惊讶，说：“解狐不正是你的仇人吗？你怎么推荐仇人呢？”祁黄羊答道：“您是问我谁担任县令这一职务合适，并没有问我谁是我的仇人。”于是，平公派解狐去任职。果然不出祁黄羊所料，解狐任职后为民众做了许多实事、好事，受到南阳民众的拥护。又有一回，朝廷需要增加一位军中尉，于是平公又请祁黄羊推荐。祁黄羊说：“祁午合适。”平公不禁问道：“祁午是你的儿子，难道你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祁黄羊坦然答道：“您是要我推荐军中尉的合适人选，而没有问我儿子是谁。”平公接受了这个建议，派祁午担任军中尉的职务。结果祁午不负所望，干得也非常出色。孔子听了以后，感慨道：“太好了！祁黄羊推荐人才，对外不排斥仇人，对内又不回避亲生儿子，真是大公无私啊！”
【原文】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
【译文】唯有有仁德的人，才会放逐这种嫉贤妒能的人，把他们驱逐到四夷之地，不与他们同住于国中。这就称之为：“唯有仁人能爱护人，才能赏善罚恶。”
【张居正讲解】放流，是发遣。迸，是驱逐的意思。四夷，是四方夷狄之地。曾子说：“那嫉贤妒能的人，若是用他在位，善人必受其害，纵是不用，只与他同处在一国，他也会造谗结党，倾陷善人，不可不遣之远去。但人君牵于私意，姑息了他，所以国家终受其害，独是仁德之君，至公至明，见得这样人为害不浅，即便放弃流徙之，驱逐在四夷边远地面，不许他同住在国中，以为善人之害，盖深恶痛绝，必除根而后已，这正是孔子所谓唯仁人能爱人、能恶人也。”盖仁人之心，至公无私，如明镜之不混于妍媸，权衡之不爽夫轻重，故能使彦圣有技之人，皆得尽其用，而媢嫉之害，不及于国家，盖好恶之极其公，而能絜矩者如此。
【今评】儒家的仁不是指妇人之仁，而是爱憎分明，对于那些当道的坏人，不能姑息，要仗义执言，不和他们同流合污，庄子说过：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逆，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作为领导者应该权衡轻重，瞻前顾后，不能是非不分，丧失自己的原则和界限。
【原文】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
【译文】见到贤能的人而不能举荐，举荐了贤能的人而不能率先任用，这就是怠慢了。见到不善的人不能黜退他，黜退了而又不能让他远离朝廷，就有罪过了。
【张居正讲解】命字，当作慢字。过，是过失。曾子说：“贤人能利国家，举之不可不先也。彼人君之不知其贤者，固不足言矣。若明知他是贤人，却不能举用，或虽举用，又迟疑延缓，不能早先用他，这是以怠忽之心待贤人了，岂不是慢？不善之人，妨贤病国，去之不可不远也，彼人君之不知其恶者，固不足言矣，若明知他是不善的人，却不能退黜，或虽退黜，又优柔容隐，不能迸诸远方，是以姑息之心待恶人了，岂不是过？”夫善善而不能用，则何贵于知其善，恶恶而不能远，则何贵于知其恶，故人君之用舍，必任贤勿疑，去邪勿疑而后可，此曾子立言之意也。
【今评】对于治理国家来说，一定要用人不疑，对于坏人也不能姑息，一定要及早斥退，以免祸起萧墙。知道那些好的人才却不能任用，知道那些坏人却不能除去，这样的知善知恶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原文】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译文】喜好别人所厌恶的人，厌恶于别人所喜好的人，叫做违背人的本性，灾祸必定会降临到自身。
【张居正讲解】前面说仁人能爱人，能恶人，是尽絜矩之道的。见贤不能举而先，见不善不能退而远，是未尽絜矩之道的。这一节是说不仁之人，与絜矩相反的。拂，是违拂。灾，是灾害。逮，是及。曾子说：“那谗邪乱政的恶人，是人所共恶的，本该退而远之，却乃喜其便己之私，反去信用他，这便是好人之所恶。尽忠为国的善人，是人所共好的，本该举而先之，却乃嫌其拂己之欲，反去疏弃他，这便是恶人之所好。夫好善恶恶乃人生的本性，今人之所恶，却去好他，人之所好，却去恶他，岂不违拂了人生的本性。既拂人性，必失人心，既失人心，必失天命，将见丧家败国，而灾害必及其身。”所谓辟则为天下僇者此也。盖好恶乃人君最要紧处，若好恶不公，举措失当，不止民心不服，亦且那爱民的都去了，害民的都在位，天下实受无穷之祸，毒既流于天下，怨必归于一人，乃自然之理也。好恶之极其私，而不能絜矩者如此。
【今评】人们喜欢的东西，你厌恶，人们厌恶的东西，你很喜欢。总是那么别扭，总是那么不入潮流，总是显得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这就是“拂人之性”，是违背人性的，其结果就是“菑必逮夫身”，灾难紧跟着就要来到你的身上了，这就很严重了。在俄国文学家契诃夫的一篇作品《套中人》中，主角就是总是和自己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封闭在自己的世界中，最后终于被时代所淘汰，悲惨孤独地死去。在当今社会，如何更好地理解别人，和别人交流沟通，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大问题。
【原文】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译文】所以君子要想获得管理国家和臣民的方法，必须以忠心和诚信才能得到，如果骄傲放纵就会失去它。
【张居正讲解】君子，是有位的人。大道，是絜矩之道。其端发于吾心，而其为用，能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是个荡荡平平的大道理。曾子承上文说：“人之好恶，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以君子有这絜矩的大道，其得其失，只看他存心何如。盖必忠以尽己而不欺，信以循物而无伪，则一心之中，浑然天理，于那好恶所在，才能以己度人而不差，推己及人而各当，便得了这絜矩的大道。仁人所以能爱人能恶人，而为民父母者此也。若或骄焉而矜夸自尊，泰焉而纵侈自恣，则一心之中私意障塞，于那好恶所在，不惟不肯同于人，且将任己之情，拂人之性，而流于偏僻之归矣，岂不失了这絜矩的大道。”不仁之人所以好人所恶，恶人所好，而灾逮夫身者，此也其得失之几如此，欲平天下者，可不存忠信而戒骄泰哉。
【今评】这里进一步阐述了所以君子要想获得人生的大道，必须以忠心和诚信得到，如果骄傲而且放纵傲慢，则就会失去。每个人都在走着自己人生的道路，然而想要获得正确的道路就不容易了。什么才是人生正确的道路呢？怎样才能获得呢？人生正确的道路不仅仅是选定了一个目标就可以确定的，也不仅仅是树立起一个理想就可以获得的。人生正确的道路要在人的这一生的过程中不断探索，不断调整自己，才可以获得。
【原文】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译文】创造财富也有大道，如果生产者多，消费者少，创造快而耗用慢，则财富就经常充裕了。
【张居正讲解】生，是发生。疾，是急忙的意思。舒，是宽裕。曾子说：“财用乃国家百务所需，当经理发生，使常有余，而所以发生之者，自有个正大的道理。盖货财皆产于地，若务农者少，则地力不尽，财何能生，必严禁那游惰之人，使他们都去务农，这是生之者众。凡官员人役的俸禄，都出于百姓供给，若冗食者多，则钱粮未免虚耗，必将那冗滥的员役裁革了，惟是紧要不可省的方才存留，则冗食者少，百姓易于供给，这是食之者寡。农事各有时候，若差使不时，便迟误了他的农事，须轻省差徭，禁止工作，纵不得已而用民之力，亦必待冬间农隙之时，使百姓都得以急忙去及时田作，这是为之者疾。财用出入，当有定规，若不撙节，未免匮乏，必须算计一年所入之数，以为所出之数，务于三年之中，积出一年的用度，九年之中，积出三年的用度，愈积愈多，使常有宽裕，这是用之者舒。夫生之众，为之疾，则有以开财之源，而其入也无穷。食之寡，用之舒，则有以节财之流，而其出也有限，闾阎不困于聚敛，而府库日见其盈余，常常足用，而不至于缺乏矣。”这是经国久远的规模，非一切权宜之小术可比，所以谓之大道也。然则有国者，岂必外本内末，而后财可聚哉？
【今评】“君子爱财而取之有道”，正如孔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完全把私利都去掉而喜欢贫穷，这样的人很少，而且也不必要。孔子也说，“富而后教”。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财富，国库不充盈，人们温饱不解决，教育怎么可能施行呢?当然，孔子也欣赏“一箪食一瓢饮”、忧道不忧贫的精神，但国家的富强并非不重要。“生财有大道”，生财有它的规律和需要遵循的原则。“生之者众”，从事生产的人很多兢兢业业，大家都拼命地去为这个国家的富强而努力工作。“食之者寡”，而分而食之的人很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消费的人少，更不要说过度消费主义了。合理的消费是维持国家家庭，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前提，而消费主义却会害了国家，提出“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相当深刻。“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为之者”，就是生产它的人，要高速地生产，提高生产力，加速自己的转化过程，就是人力转化为财力的过程。而“用之者舒”，就是要慢慢地享受，慢慢地消费，不要一下子把所挣来的钱花光，一下子把国库全都掏空。“财恒足矣”，这样一个家族一个国家，财产才会长久地保持充盈，保持国库很充实。
【原文】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译文】有仁德的人用财富来使自身发展，没有仁德的人用自身来发展财富。
【张居正讲解】发，是生发兴旺的意思。曾子说：“仁德之君，知道那生财的大道，只要使百姓富足，不肯专利于上，由是天下归心，而安处富贵崇高之位，这便是舍了那货财，去发达自己的身子。不仁之君，不知生财的大道，只要聚财于上，不管百姓贫苦，由是天下离心，有败国亡身之祸，这便是舍着自己的身子，去生发那财货。”夫以财发身者，本不求财也，而民心既得，实未尝无财。以身发财者，本以奉身也，而乃至于丧身，则财将何用哉！其利害之迥绝不待较而知者也。
【今评】这里讲的是应该如何对待财富。财富是人们获得更好的生活品质的工具，如果一味地追求财富，而忘记了财富的用途，那无异于将自己的血肉去献给冰冷的金钱。巴尔扎克的名作《欧也尼-葛朗台》就讲述了一个吝啬鬼疯狂地积攒财富，最后众叛亲离，自己也惨死在病床上的故事。人如此，国家也是如此，一个国家的财富应该用来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应该一味聚敛财富，搞得天怒人怨。
【原文】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译文】从来没有上面喜好仁政，而下面的百姓不喜好忠义的；也没有喜好忠义而任事不尽忠到底的，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把国库的财富当作自己的财富一样加以保护。
【张居正讲解】上，是君上。下，指百姓说。终，是成就的意思。曾子承上文仁者以财发身说：“君之爱民，仁也；民之忠于上，义也。上不好仁，而下不好义者有矣。若为人上者，轻徭薄赋，节用爱民，使百姓都得其所，则那百姓便都感激爱戴如人子之于父母，手足之于腹心，各输忠悃以自效矣，岂有不好义以忠其上者哉？下不好义，固有不终其君之事者，今下既好义，则事使之分明，而爱戴之情切，把君上的事，就如自己的家事一般，皆为之踊跃趋赴，而竭力以图成矣。岂有有始无终使不能成就者哉？下不好义而人心离畔，固有不能保其府库之财者。”今下既好义，则民供给于下，而君安富于上，把府库的财货就如自家的财货一般，皆为之防护保守，而长保其所有矣，岂有争夺悖出，使不能受享者哉？下之好义而能忠于上者，其效如此，莫非上之好仁启之也。然则为人上者，可不以志仁为务哉！
【今评】还是儒家推己及人，上行下效的原则，关键是上位的君主要施行仁政，勤政爱民，老百姓自然会爱戴君主，把国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把国库里的财富当作自己的财富来加以保护。
【原文】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译文】孟献子说：“出行有车马的大夫，就不去管喂鸡养猪的小事；能够凿冰用于祭祀的卿大夫家庭，不需要畜养牛羊来获取利益；有百乘马车的诸侯，不养有善于聚集敛取财富的家臣，与其有聚集敛取财富的家臣，不如有盗窃主人财富的家臣。”这就称之为治理国家不以财富为利，应该以仁义为利。
【张居正讲解】孟献子，是鲁国的贤大夫。畜，是畜养。马四匹为乘，古时为大夫的，君赐之车，得用四马驾之。畜马乘，是士初试为大夫者也。察，是料理的意思。伐，是凿而取之。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以上丧祭得用冰者，百乘之家是诸侯之卿有采地十里，可出兵车百辆的。孟献子说：“畜马乘的人家，已自有了俸禄，不当又理论那鸡豚小事，以侵民之利。伐冰的人家，俸禄越发厚了，不当又畜养牛羊，以侵民之利。百乘的人家，他的俸禄用度，既有百姓的赋税供给，不当又畜养那聚敛之臣，额外设法，以夺取民财。比似有聚敛财货之臣，宁可有盗窃府库之臣。盖盗臣，止于伤己之财，而聚敛之臣，则至于伤民之命，其何忍畜之以为民害耶？”孟献子之言如此。曾子解说：“孟献子这几句言语，正是说有国家者，不当私利于己，而以利为利，只当公利于民，而以义为利也。”盖以利为利，则失了人心，败了国家，本是求利，却反有害。以义为利，则有人、有土、有财用，虽不求利，而利在其中矣。人君欲利其国家者，宜辨于斯。
【今评】国家不应该一心为了利益，应该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才行。也就是说，各种层次不同的人家，或者是不同的行业，不应追求蝇头小利，应该按照自己的地位和行业标准来使用财富，使财富增值。再就是，作为国家，不应该使用善于聚敛财富的人来管理国家财务，因为所谓聚敛，只是对自己人民的搜刮和盘剥，对国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原文】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译文】掌管一国一家而一心追求聚敛财富，一定是重用了小人。君王如果置小人于上位，使用小人为国家聚敛财富，天灾人祸就会一起到来，虽然有贤德的人，也无可奈何了。这就称之为国家不该一心追求货利，应该以仁义为利。
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续-《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摘自《张居正讲解<大学·中庸>》
【张居正讲解】上一节言为国者，当以义为利。此又言求利之有害也。长国家，是一国的君长。自字，解做由字。彼为善之一句，疑有阙误，其义未详。灾是天灾，害是人害。曾子说：“长国家者，当以义制利，而乃有专务聚敛财用者，岂是那为君上的本意要这等做，必是有奸利小人，欲借此以希宠求进，乃倡为敛财富国之说，以投其君之所好，人君不察而信用之，是以外本内末，专务财用，自此始矣。这等小人，若使他治国家，则必以聚敛为长策，以掊克为善谋，夺民之财，以奉君之欲，将使民穷财尽，怨詈号呼，伤天地之和，生离畔之心，天灾人害，纷然并至，到这时节，虽有善人君子，也救不得了，求利之害如此。所以说，有国家者，必不可以利为利，但当以义为利也。通看这一章书，可见治平之要，只是一个絜矩。絜矩之事，不止一端，而其大者，则在用人理财，用人理财皆与民同，不私一己，便是絜矩。然其本，则曰慎德、曰忠信，又在人君自明其德，自诚其意，方才知得千万人之心，即一人之心，而能以我一人之心，为千万人之心，此又絜矩之本，惟圣明留意焉。
右传之十章，释治国平天下。
【今评】这里指出国家任用小人聚敛财富的害处。作为国家政府，不能与民争利，要体谅民心。翻开历史书，我们可以发现，古今中外，大小圣贤，无不提及“勿与民争利”五个字。让利于民是各个强盛王朝的座右铭。自古以来，无数的事实证明，与民争利最终就是把老百姓逼上梁山，最终就是走向灭亡。一段时间里最受推崇的王安石变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与民争利的做法，当时就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批判，司马光直截了当就指出王安石是在与民争利。时间不长，王安石变法宣告失败。同样的例子是清末的洋务运动，作为洋务运动的发起人，李鸿章毫不掩饰洋务运动的目的就是鼓励商业发展，鼓励商务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公务员们发饷。可想而知，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对于民族工业的做法就是边养边杀，最终，民族工业没有发展起来，洋务运动也宣告失败，大清朝很快灭亡。实际上，发达社会讲究的就是让利于民，在这样的原则下，才有了大市场，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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